一、理想破灭，顿觉人生如梦
被贬黄州，这一人生经历的大转折给苏轼以沉重的打击，对于平时一直想“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海上，扶病入西州”的苏轼而言，梦想无疑已被现实击得粉碎。
黄州之贬的苏轼，倍感人生之虚幻不定，难以预料，一切似乎都要归于“空”，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醒来之时，一切“有”皆“无”，正可谓“理想破灭，顿觉人生如梦”。
二、积极求索，始知随遇而安
在“积极求索”的这段时间里，佛、释思想成为苏轼心态转变的主要哲学基础，这种思想在苏轼身上起到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贵贱、荣辱、得失视为毫无区别的东西，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另一方面又帮助他比较通达地观察问题，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
苏轼最初贬至黄州，对于神宗免于一死心存感激，但更多的是受冤的委屈和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莫大遗憾，当他初至黄州时写下的《到黄州谢表》便可看出他复杂的心情。
虽然深受打击，但他也没有一味沉沦。黄州的日子清苦、孤独、单调，也正是在黄州，他的心境变得更加豁达，思想心态更为成熟，而文学创作也因此到达巅峰。
三、回首想来，终识平生功业
在茫茫的宇宙和悠悠的岁月中，人生是短促的，苏轼意识到这点后，便从个体的拘役中求得了解放，将有限的生命时光寓于无限的自由和想象之中。他将自己的想法与处世的哲学赋予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苏轼以超越现实而又执著于现实的人生态度，既不避世也不避人的处世原则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放达观的自由 人格。 苏轼在黄州，虽然没有京城的位高权重，没有那般奢华的日子，但却让他潜心文学与生活，感受另一番人生乐事。黄州，造就了一个可爱可敬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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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
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按照惯例，当时的官员在人事调动之后，需要给皇帝上表谢恩。苏轼并没有多想，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呈给皇帝，谢恩之外，对这次调动发了点牢骚，之后就安心在湖州做官了。
然而，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湖州谢上表》里的两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被御史何正臣抓住了把柄。
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的阶段，而“新进”、“生事”两个词正是人们用来讽刺贬低新法的词语。何正臣见了这两句，首先发难，在宋神宗面前指控苏轼诽谤新法。
其后，御史李定、舒亶等人又找到了一本已经出版的苏轼诗文集，在诗文集里发现了更多所谓“诽谤新法”的证据。
当时的宋神宗想要推行新法，却遇到了很大阻力，本来心情就不好，听了御史们的话，更是觉得苏轼就是变法阻力的主要来源，于是下令派人到湖州去把苏轼抓回京城。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因为这件案子由御史台提出并审理，御史台的别称是乌台，提出的罪证是一本苏轼的诗集，所以这个案子在历史上也叫“乌台诗案”。
后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 苏轼终免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虽然当时苏轼政治上极度沉沦，然而他很快就找到了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即早年已萌发的佛家思想。这时他的一批名作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归临皋》、《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大都写得超旷，表现了苏轼一贯持有豪放通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的情绪是多变的。可这一年流露出的超旷之情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这时作品中尽管交织着悲苦和旷达、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迈的种种复杂情绪和态度，但这种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家思想仍是它的基调。然而，这并不说明苏轼已经成为佛教徒和道教徒，其高明之处在于好佛教但并不溺佛教。他追求的不是消极的一面，而是保持乐观的处世态度，保持对人生对事物的执著追求，这与当时他对儒家思想的坚持正好相辅相成。与此相联系，黄州时期的词作必然走向旷达、简远及至虚无。在内容上抒发贬谪时期复杂的人生感受，在其词中这种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首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结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临江仙•归临皋》中上片叙写于东坡豪饮后醉归临皋之景。前两句点明了词人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可见是一醉方休的畅饮了。“仿佛”二字，刻画出词人醉眼朦胧之态，真切传神。“家童”三句，是回到寓所门前驻足叩门的情事。词人虽连连敲门，然小童因等不及主人夜深归来，酣睡已久，鼾声如雷，于叩门声全然不觉。于是，词人索性不再敲门，当此万籁俱寂的深夜，转而拄杖临江，细听涛声。苏轼一向认为“高人无心无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二）。既然“执”（敲门）而不可得，随即便应转为“破”（倚杖听江声）。这一生活细节，是词人独特个性和旷达人生态度的又一次显现。
元丰五年（1082）中秋苏轼在黄州赏月时作的《念奴娇•中秋》，上阕是中秋赏月引起的遐想：月中楼台亭阁晶莹壮丽，仙女们乘着鸾凤飞翔，月中山川如画，烟树历历在目，境界辽阔高洁。下阕写在月下起舞，禁不住想飞往月宫，在月宫尽情欢歌。作者当时贬官黄州，政治处境很不利，但作品的基调却是明朗的，表现了作者的开阔胸怀。词中描绘的美丽明净的月宫跟作者的现实处境形成鲜明对比，实际表现了他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全词清旷飘逸，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几乎可与他的另一首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见时有）媲美。但是《水调歌头》还表现了对“人间”的留恋，这首词却全是对“清凉国”的向往，这是同他的政治处境进一步恶化分不开的。
还有一首词不能不提，因为它在词坛上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同样在黄州这个不太令人关注的小地方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最后一句以自身感慨作结。起笔高唱入云，江山、历史、人物齐涌出，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苏轼欣赏周瑜的少年功名、英气勃勃，用写战争来突出他的风采与才能，想想自己，不但功业未成，反而带罪黄州，不禁深感自愧。故曲怀古到伤己，自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词中虽然兼有感奋和伤感，却掩盖不了那股豪放气派，表现了作者旷达超脱的一面。
在这些词中，都包含着作者当时复杂而矛盾的人生感慨，其中包括了壮志未酬和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但因这一时期苏轼的佛家思想加深，因而在词作中形成了超脱旷达的风格。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另一方面他闭门思过，思想有逐渐向佛老思想转变的趋势
这一时期创作出了许多佳作，或豪放或清雅淡远
后来转变为对人生中的坎坷风雨置之一笑，无喜无悲，我行我素，淡然处之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