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宰相谱中，吕蒙正似乎并不十分出名，但实际上他无论是私德还是公德都大有过人之处。他以刚正宽厚的品格三度为相，享尽天年而寿终正寝，这在中国宰相中是极其少见的。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官僚多如牛毛，但绝大多数是随生随灭，如同芸芸众生一样湮没无闻。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的只是极少数，尤其能够进入名相行列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但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名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刚直。看来，刚直的性格是成为名相而流芳百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宋朝初年的吕蒙正就是这样一位名相。
吕蒙正（公元944年—1041年）字圣功，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进士第一。累迁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曾经为相，与赵普同为宋朝初期的宰相。赵普是宋朝的开国老臣，但他十分推许吕蒙正。淳化年间，吕蒙正被降为吏部尚书，后来又复相。他主张内修政事，结好邻邦，弥兵省财，后来曾出判河南府。真宗即位，进左仆射。在宋朝建立宋以来，曾经三度为相的只有赵普与吕蒙正两人。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突然去世，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在太监王继恩的帮助下，在什么“金匮之盟”的舆论支持下，抢先一步继位，史称宋太宗。宋太宗的继位是兄终弟及，不太符合传统的子继父业的习惯，因而在朝野上下引发了不少议论，宋太宗为笼络人心，取得新的支持力量，便大规模开科取士。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宋太宗一次开科，便录取了五百名进士，数量之多，是前无古人的。吕蒙正就是在这次考试中获得了进士第一名的。
由于这个特殊原因，宋太宗对这一批进士当然要特别重用。吕蒙正以进士第一名的身分，被授作监丞，升州通判，赐钱二十万，并允许如遇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可通过驿站直接向皇帝报告，并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升至宰相。一般说来，吕蒙正当然只有对宋太宗感恩戴德的份，但他却常常触犯龙颜。
下面这段吕蒙正与宋太宗的对话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有名的。有一次，宋太宗元宵灯节设夜宴，显得非常高兴，吕蒙正等人侍宴。宋太宗大概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已经很好了，似乎没有耐心等待别人的吹嘘，自己先按捺不住地自吹自擂起来。他说：“五代之际，生灵涂炭，周太祖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率军南归，百姓惨遭劫掠。当时地上有火灾，天上有彗星，看到这些的人都感到十分恐惧，纷纷说天下不会再有太平之日了。现在，朕亲理政务，万事和谐，朕常常感念上天的赐福。不过，现在国家安定，人民富庶。才知道治乱全在于人，并不在于天啊!”
赵光义的这番话并不能说完全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只是当皇帝的不应这样狂妄自大，他很想得到大臣们的应和，但在座的大臣们听了却很不舒服，结果大家都不说话，局面很是令人尴尬。这时，吕蒙正站起来说：“天子所在的京城，各种人才物产都聚集在这里，所以才显得十分繁华，但在京城外几里的地方，就有许多人因冻饿而死去，还有很多人不得饱暖，天下还没有像陛下说的那样繁荣。愿陛下放远目光，戒骄戒躁，励精图治，那是天下百姓的福份。”宋太宗自讨没趣，脸色变得很难看，不再说话。吕蒙正却一脸正气，回到座位上。后来，大家都称赞他敢讲真话。
有一次，宋太宗曾打算派人出使朔方，让宰相物色既有才干、又能担此重任的人。吕蒙正向宋太宗推荐了一个人，宋太宗很不喜欢那个人，不同意他去。过了些天，宋太宗再三询问使臣人选问题，吕蒙正仍然推荐那一个人。宋太宗很不高兴，朝廷中有那么多人，你为什么偏偏要推荐那个人呢?这岂不是要故意跟我过不去吗?他对吕蒙正说：“你怎么这样固执?”吕蒙正说：“不是臣固执，而是陛下没有体谅到臣的良苦用心。这个人可以为使臣，其他的人都比不上他。臣不想讨好迎合皇上而贻害国家。”君臣的态度都很激动，群臣大气不敢出。最后，宋太宗采纳了吕蒙正的意见，派他推荐的人去出使朔方。事实证明，吕蒙正推荐的那个人确有才干，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吕蒙正的性格还十分宽厚。他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第一名，因受宋太宗的赏识与重用，他从通判升州（今河南唐河县西南）到任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成为宰相，仅用了十二年时间，当时也不过四十二岁。引起别人的嫉妒，是理所当然的事。
吕蒙正刚入朝堂时，有个人指着他说；“这小子也是参政?”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侮辱，凭着他当时的权力也完全可以处置这件事，但吕蒙正假装没听见，从那人面前走了过去。和吕蒙正一起准备上朝的同僚，对吕蒙正都很敬重，听了这话后，愤愤不平，非要问清楚那人姓甚名谁，吕蒙正连忙制止说：“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那么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还是不知道为好。”
对待别人的恶意诽谤和陷害，他也能处之泰然。有一个名叫张绅的人，是蔡州（今河南汝南县）知州，因为贪污被吕蒙正奏准皇帝免去官职。有人对宋太宗说：“张绅家境富裕，不会去贪污的，这肯定是吕蒙正挟私报复张绅。吕蒙正贫寒之时，曾向张绅借钱，张绅没借给他，他便怀恨在心。现在吕蒙正任宰相，便有意加害张绅，以泄心头之恨。”宋太宗听人这么说，也怕冤枉了好人，没有经过调查，便下命恢复张绅的官职。吕蒙正知道以后，没有向宋太宗进行辩解，他相信事久自然明白。
淳化二年（991年），吕蒙正因为直言敢谏而被罢相。此后考课院重新考察官吏，发现了张绅贪污的证据，宋太宗便将张绅贬为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团练副使。淳化四年（993年），吕蒙正复出为相，宋太宗觉得当初错怪了吕蒙正，便对吕蒙正说：“那张绅果然犯了贪污罪。”宋太宗本来觉得吕蒙正肯定会表白自己的冤屈，并称赞皇帝的圣明，但吕蒙正不辩也不谢，什么也不说，只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吕蒙正早年的经历是十分曲折艰苦的，他的一些故事被编成戏文演唱，广为流传，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说的就是当初吕蒙正的父亲有好几个宠妾，对妻子刘氏（吕蒙正的生母）渐渐疏远，刘氏因此与其发生矛盾，于是，刘氏和吕蒙正被赶出了吕家。离开吕家后，刘氏发誓不再嫁，生活非常艰苦，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后来，吕蒙正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家境当然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但吕蒙正不计较父亲当初的行为，他把父母接到家中，同堂异室而居，照顾得十分周到，重新成为一家人。对于这一点，时人和后人都称道不已。
在廉洁自律这方面，吕蒙正也是十分突出的。他深受皇帝的信任，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因此，就有许多人到他那儿以求升迁，对这样的人，吕蒙正巧妙地予以回绝。有一次，朝中有人向他献上一面古镜，自称能照见方圆二百里以内的东西，希望送给吕蒙正。吕蒙正笑着说：“我的脸只有一只碟子那么大，怎么用得上这照见方圆二百里的镜子呢!”在不动声色中打消了送礼者想因此来谋求升官的念头。
吕蒙正还大有识人之明，并有古人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风度。吕蒙正识人、荐人，是不论亲疏远近的。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吕蒙正告老还乡，回到洛阳，颐养天年。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祭拜宋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经过洛阳时，两次到吕蒙正家中看望。宋真宗想寻找一些人才，便问吕蒙正：“你的这几个儿子中，谁可以担当重任，能有大用?”吕蒙正回答说：“臣的这几个儿子都不中用。但臣有个侄子，叫吕夷简，现在在颖州（今安徽阜阳县）任推官，他具有宰相之才，可有大用。”宋真宗记住了吕夷简这个名字。后来，吕夷简果然成为宋代的名相。
一个叫富言的人同吕蒙正有来往，他十分佩服吕蒙正的学识，就想让他看看自己的儿子怎么样。有一次，富言对吕蒙正说：“我的儿子已经十几岁了，我想让他进书院读书。”吕蒙正答应了，并让富言把儿子带来让他看看。吕蒙正一见富言的儿子，便吃惊地对富言说：“这孩子将来的名位会和我一样，而功勋会远远超过我。”于是吕蒙正让富言的儿子与自己的几个儿子一起读书，富言的儿子叫富弼。富弼后来曾两次任相，也是宋代的名相。
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的名相比较起来，吕蒙正虽然没有什么卓越的功勋，但那是由于他所处在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而他的刚直宽厚的品格，却是其他一些名相所不具备的，他也正是以此名世的。
王导糊涂得真是不容易!王导其人虽然辅佐了东晋元、明、成三帝，但自己仓无储谷，衣不重帛，谁说王导真的糊涂?王导纵容不法，甚至无视叛乱，谁说王导不糊涂?该糊涂处糊涂，不该糊涂处不糊涂，是乃真明白!
吕蒙正曾封莱国公，享年六十八岁，赠中书令，死后谥曰文穆。当然，吕蒙正的际遇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是他生在极其尊重士人，“不杀士大夫”的宋代，如果是在别的朝代，吕蒙正也许早就呜乎哀哉了!
东晋的开国功臣王导在这方面做得恰到好处。王导（276年—339年），晋代琅琊临沂人，出身士族，有胆略。在洛阳时与琅琊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晋怀帝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业（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为安东司马。
永嘉五年（316年），后汉攻占长安，西晋灭。当时，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王导联合南北士族，拥司马睿称帝，称晋元帝，都建业，史称东晋。五马渡江以后的东晋宗室零落，内外军政大权旁落毫无实力。
王导在创建和维护东晋政权上，费尽心机。没有他，东晋很难建立，即使建立也会分崩离析。
当时江南是三国孙吴政权故地，西晋灭孙吴后，南方士族受到排斥，便一直对晋室和北方士族心怀不满。这样，王导处境其实很难，外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内有南北士族纷争。其实王导才是东晋政权的实际缔造者。以他的权势完全可以称帝，而他竭诚尽忠地维护晋室。
王导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仅在于忠诚，而且在于此人比当时许多人具有更高明的政治眼光。他深深地认识到，司马氏宗族虽然衰落，但存着在弥合各种棘手的社会矛盾的功效，北方侨姓只有在晋朝旗号下才有理由在江南立足。南方士族也只有在晋室的旗号下才能抗拒来自北方的各种压力。王导维护晋室，实际是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是高瞻远瞩的表现。他注重笼络南方士族，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历仕元、明、成帝三朝，在极艰难的情况下完成济三朝的伟业。
终东晋一世，糊涂之风盛极不衰，“居官无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王导的的糊涂策略是根据东晋具体的情况而制定的，这并不说这种策略事事处处都有效，但有的时候其效用往往是妙不可言的。当然，这是一种十分微妙的策略，非有大智慧者不可使用。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糊涂之材还真的不少，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就列举了能够无为而治的七位大臣。
汉初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惠帝时宰相。他继续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为了使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能够一脉相承，曹参对萧何制订的一切措施往往不做任何改动，他自己很清闲地沉醉在酒乡之中，什么事也不管。他的属下饮酒，曹参不但不去禁酒，就是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代为遮掩。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查问此事，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与先帝相比!”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谁优谁劣?”惠帝不知参所问为何，还是答道：“恐不及萧丞相。”参这才说道：“陛下所言圣明，确实如此。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法令、制度都已完备，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说：“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请退下休息吧!”
曹参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曹参为政，竟得讴歌。他本人原来就擅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这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汉初在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之后，也正需要休养生息，所以，萧规曹随，无为而治，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曹参，实在是由于刘邦和萧何任人得当的明智。
东晋王导也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人，他的性格有些与当时的名士相近。他历仕元、明、成三帝，主张治理国家，应清静无为。到了晚年，他尤其注意不要过多地处理政事，当别人误解他的时候，他总是说：“现在的世人都说我无所事事，但后人一定会思念我无所作为给国家带来的稳固和安宁。”
东晋另一位宰相谢安也是非常有胸怀和见识的人，他主张不必事必躬亲，他志向远大而性情疏阔，在轻松愉快中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唐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辅佐李世民治国安邦，形成了唐初贞观之治的局面。然而，史书上对他们功劳的记载远不如他们实际上所建立的多。他们虽然对前代的制度多有改革，但他们也有着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一面。
宋初赵普为宋太祖的宰相，他注意收拢人心、团结官吏，尤其是对待官吏的过错，他特别注意要慎重对待，甚至主张不予处理，以宽容的态度来顺其自然。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告发和揭短的文书，不看一眼就扔进提前准备好的两个大瓮中，装满了就烧掉。这就防止了官吏之间勾心斗角、危害国家，保证了大宋江山的稳固。这好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对维护当时的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的李沆也是一位大智若愚的贤相，每当各种建议呈报上来时，他都不批准，而主张不变祖宗之法，并对人说：“我以这种方式报效国家，也就足够了!”
曹参、王导、谢安、房玄龄、杜如晦、赵普、李沆七位顾命大臣，虽身处显位，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然而，为了国家从不哗众取宠，从不宣扬自己的名声，真不愧是贤明的宰相!当然，更不能说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