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在牛村古城南郊。2号与22号两处铸铜遗址相距约400米，面积各约2万余平方米。发掘出房屋70余座，井、窖穴、灰坑、窑、瓮棺葬等遗迹1500余个和一处长70余米、宽7～8米的工作场所。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少量为窑洞式，平面长方形、方形或圆形，一端有台阶式门道。窖穴、灰坑多长方形、圆形，个别弃埋有人骨骸。水井皆长方形，深13～15米，大部两侧壁上有脚窝。出土与铸铜有关的生产工具有铜和骨制的多种刻刀和多量砺石，还有大量陶范、熔炉、通风管、炼渣和100余件铅锭。熔炉一般直径约30厘米，草泥质，由一、二层炉圈和炉盆相接构成。通风管亦草泥质，多呈牛角状，长40～50厘米。共出土陶范约5万余块。各遗址生产上可能有分工。2号遗址的产品以鼎、簠、壶、舟、匜、鉴等礼器和编钟为主，另有车軎、当卢、马衔等车马器和阳燧、带钩、镜等用具。陶范中约半数为模，多数范未经浇铸，有的且已合好待铸。22号遗址产品以䦆、斧、凿等工具为主，多达数千件，另有少量剑、戈、镞等兵器和空首布范。绝大部分范经浇铸，另出多量熔炉、通风管。西南的54号遗址出土空首布芯10万个以上。空首布范和空首布皆为耸肩、尖足，个体较大。
西北部一个灰坑1964年采集带钩和车马器范1万余块，带钩形制多样，有的大小成列。陶范中有花纹的约1万块。最常见的主体纹饰为二方或四方连续纹样的蟠螭纹，形式富于变化。云雷、绹索、鳞片、贝纹多作为镶边、界带或衬地。常见纹饰还有蟠虺、蟠螭衔虺、兽面、龙、凤、虎、牛、鸟、垂叶、涡纹等。其中蟠螭衔虺、兽面衔螭及凤纹为多层浮雕式，雄浑古朴，极富特色。还有作为器物座承的人形，其中女性为立人，头戴月牙形冠，着长衣，腰系带，打双蝴蝶结；男性为跪坐人形，“断发纹身”，腰系带，背部斜插短剑。纹饰中还有多量错镶纹饰，构图简练，线条粗细相间，末端尖尾，铸造后局部或全部需再错镶其他金属或矿物。铸造较简单的器物用双合范一次浑铸,有的一件多器,陶范可多次使用。铸造较复杂的器物采用复合范，如大型编钟范、芯共96块，分块、榫卯、浇注系统等，设计合理，分型面平整，合范严密，制作技艺纯熟。器物附件多采用分范合铸。纹饰带则普遍采用截取一部分作为模板翻制范块，再按器形需要拼接成为较大的范块，极大地提高了工效。另外发现少量叠铸小件器物的范。还发现一些器物胚模、装配模和练习范。 面积约3800平方米。发现瘗埋牺牲的土坑 (“坎”)400余个，较大的埋牛、马、羊，较小的埋羊或盟书。多数坑的北壁底部有一个小龛，放置一件(个别数件)祭玉(“币”)，有璧、璜、瑗、玦、圭、璋等。埋葬盟书的坑集中在西北部，共出土盟书5000余件，其中字迹比较清楚的 656件(见侯马盟书)。多数学者认为是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它的发现对研究东周盟誓制度、文字及晋国历史有重要意义。
在盟誓遗址北约 500米，呈王古城东已探出夯土建筑基址 78处。其中最大一处东西宽 55米，南北长70米。其东、东南、西南数百米距离内都曾发掘出与祭祀有关的遗址。可能为宗庙类建筑遗址。 1965年冬，在牛村古城遗址东约4公里的秦村附近挖掘发现了《侯马盟书》。这些盟书是用毛笔蘸朱砂（少数蘸墨）写在玉片、石片上的文字材料，数量达五千余件，其中可以认读的有六百余件，距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侯马盟书》是晋定公十六年（前496）由晋大夫赵鞅主持，六国在新田进行盟誓的记载。主要内容为：六国之间保证互不侵犯，振兴国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齐心协力，共同对外。《侯马盟书》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盟誓制度和书法文字提供了极为可靠的科学资料。1961年至1963年，在牛村古城南部发掘出东周时代晋国的铸铜作坊，其规模之大、文物数量之多，蜚声中外。在铸铜作坊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东周时代的陶范、铜锭以及铸铜生产工具。陶范共出土三万余块，其中能辨认器型的有一千余件，成组配套又能复原器型的有百余件。
用这些陶范制作的生活用具（或祭祀用的礼器）有鼎、豆、壶、簋、边（音夷）鉴、敦、匕、匙、镜、带钩；乐器有钟；兵器有剑、镞（箭头）、铺；工具有镬、铲；还有马车饰等。它们雕刻精细，花纹优美，种类繁多，反映了东周时期晋国铸铜艺术的完美工艺，为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增添了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