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和谐世界”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学术界对“和谐世界”进行的寻根主要集中在文化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是“和谐世界”的历史文化来源。大部分学者认为“和谐”与“和合”等义，“和合”的概念既有和谐、团结的意思，又有向内聚拢的意思，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体现“和合”思想最丰富的古书是《易传》；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和谐”是儒家基本思想之一，包括“天人合一”和“人我合一”。根基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作为宇宙的组成部分，应与自然达到天人相通、相交、同体、一气、一理、一心的和谐境界。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等等，“和”是天下普遍通行的法则。“和而不同”才能催生新事物、世界才能发展。人们只有用和谐思维方式，做到“天和”、“地和”、“人和”的统一才能创造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世界。在《尚书·尧典》中讲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的最高境界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实际上，“和谐“的理念不仅被古代思想家作为哲学的抽象范畴加以研究和阐释，而且这一理念也被君主帝王运用到治国的方略中。千百年来渗透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为贵”、“合则两利”、“和而不同”的传统政治思想使中国始终保持着与他国睦邻友好的关系。自秦汉以来，统治者按照礼治原则建立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体系，即国家的最大利益是“天下太平”、“四海升平”，这个体系的实质和灵魂是天下观。费孝通曾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天下体系就像在水里投人一块石头所产生的状态：水波由中心向四方无限伸展、开放。在这种状态中，就淡化了除中央王朝之外的“自我”的绝对主体性，进而从本体上取消了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在缺乏主体对立的体系中，无政府性是不存在或很微弱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在政治文化传统上堪称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少见的淡于宗教、远于宗教、非宗教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大脑里始终装着“上帝的选民”之类的概念，更不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任何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天文，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天知的民族。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与哲学是无与伦比的，但却很少人认为这需要强迫整个世界都来追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追求一种和谐共生精神，“中国并不谋求把它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
2、“和谐世界”思想与西方文化传统。在西方，“和谐世界”的相关理论，最早出现于著名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全世界和谐》一文中，他将其“理想制度称为‘和谐制度’，是文明制度经过保障制度与协作制度的过渡后达到的。”[4]到了近代，“和谐世界”的思想在康德那里被诠释为“世界和平论”。欧洲在中世纪乃至近代历史，都曾是战争频频发生的地区。人们在对封建时代频发战争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思考中，从理性上提出在国家关系中也应实行“和平、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康德在《永久和平论》(1795)中设想，“每个国家的社会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国家公民的约束。康德认为，共和制政体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是否应该进行战争，需要国家公民表示同意。由于各国作为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专门的论述，但是其国际关系的思想仍然是相当丰富的。“其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强调国际关系充满着冲突与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源于具体的国际生产活动。(2)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冲突与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造成的。(3)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矛盾的最终方案。(4)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强调暴力革命是解决冲突与矛盾的唯一方式，有些理论则认为妥协与合作或其他形式的革命也可以促使国际矛盾与冲突得到解决。
其中的核心原则就是国际主义，即反对民族压迫，鼓励国家平等，维持国际和平，参与国际交往。马克思认为各民族国家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念、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必须是与时俱进的，是结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活的应用，绝不是教条的套用甚至歪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脱离了时代，脱离了时代的问题，也就不存在活的马克思主义。
郭树勇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形态期：经典形态、发展形态和当代形态。判定经典形态的标准是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开始转换，关注点是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自身不能获得解放，主要的国际组织是第一、二、四国际。在发展形态下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关注点是世界革命，国际组织是第三国际。到了当代形态，争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关注点是民族独立、国家强调世界交往的重要性，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是上海合作组织。时代格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形态转换的一把钥匙，一战前后、二战前后以及冷战结束前后的时代变迁，意味着国际关系实践体系的变迁，时代主题变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也必须随之发展变化。
当代国际社会，协调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共赢、合作成为各国谋和平、促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以主权平等、和平共处、尊重多样性和反对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进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的发展，无疑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现实支撑。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时代性质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力求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国化，充分展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权，并以此来实现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以及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综上所述，中国在当代提出了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外交战略，互利共赢的行为理念，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政策方针，以及“和谐世界”等以人类终极目标为基准的理想信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柱和方法论基础的，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相结合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