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文化怎么做

公司里想做一些厕所文化,请问有没有哪位有相关资料呢?

厕所最迟在城市出现以后就该有了。据《周礼》记载,我国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在路边道旁建有厕所。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那么完善,我看过的无论是纪南城还是郢都的复原模型,城市建设都是完整的,城墙城门就是那个样子了,甚至河槽水门一应俱有,厕所肯定是有的。
东汉许慎《说文字释》中诠释「厕」字时说,「厕,言人杂在上,非一也……厕,清也,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关于“厕”这个字,不知当不当从许慎的解释,有人的解释是厕(古字上广下则)就是从广,广像屋;从则,则当侧,这可将厕所解释为“设于房子旁边的侧屋”。《辞海》则说:“厕,同‘侧’。”《说文解字》注:“侧,旁也。”厕,就是指它一般建在住宅旁边较偏僻的地方。
《墨子.备城门》等篇中有“城上五十步一厕所”,“上厕所为城上之厕”,“溷则城下积不洁之处”。这里提示了建在城墙上的就是“厕所”,建在城墙下的就是“溷”,这个字也可以写作没有三点水的右边那个。墨子是守城专家,在城墙上建厕所,是为了让宋城士兵方便大便。五十步一厕,让士兵不远离岗位而就可以解决问题。在城下建厕叫溷,当城市被围困时,城内人到指定地点使用厕所,以便让粪便得到统一处理,避免到处拉屎造成环境污染,产生瘟疫。真是周到。“溷”字在古汉字中就是猪在圈中的意思,所以说在春秋时期甚至秦汉时期,是有这样一种厕所形态的,就是厕所建在猪圈的上面,有个管子通下来,人的粪便拉下来后就掉到猪圈里头,和猪以及猪粪共同生存,据说是为了积粪。但是我觉得首要问题还是,人粪猪粪一起管理,以免分两次清理,岂不是省事。这个厕所的样子,我在武汉博物馆一个东汉墓葬品里头看见了,是个陶土制的厕所模型。不过这家人真是有趣,拿厕所做陪葬,难道是怕主人死了以后在阴司要上公厕又没有钱么。
至于不养猪的家庭怎么办?天子诸侯养猪么?所以他们的厕所有另外的形态。据说是这样的:挖个大坑,据说是深不见底的,然后上面盖上木板或者石板,留出一个或大或小的洞,人就蹲在洞的上方解决。这种洞绝对不是什么细小的洞,因为“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的一天中午,晋景公姬獳品尝新麦之后觉得腹胀,便去厕所屙屎,不慎跌进粪坑而死。姬獳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的君主”,不过我觉得应该也是最后一个吧!但是溺毙于厕所的普通人应该不在少数。这应该不是历史的偶然事件。只要是这种形态的厕所,就必然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想想,人类的生理规律导致的,厕所注定是要每天被使用的,一天哪怕仅仅只有一次,一辈子也不知道应当要有多少次。古人就是这样不得不把自己的性命暴露在这种的不能避开的危险中。所以,试图穿越回先秦的人们,还是思量一下再做决定。
另外一种厕所形态据说是便池。从别处摘抄如下:“豫东所发现西汉梁孝王之王后墓,为目前国内最大崖洞墓,其主要建筑结构有天井、贮冰室、车马室、排水道、棺床、庖厨、浴室、厕所……墓中最为叫绝的用具之一就是厕所——便池右侧立一石质扶手,镶于便池后立石板中,坐便池上有两块靴状画像石,其上用阴线刻手法刻画有楼房,常青树和几何纹图案,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坐便已不亚于现代装饰豪华的坐便池。”因为没有去看过实物,我有一点想象不能,难道所谓的便池类似现在的坐式马桶么?那么,在自动冲水系统不曾出现的西汉,他屙下的东西怎么办?一种想象:便池是可以拿到别处去倒的活动式的,若是这样这便是马桶了.另外一种:便池是有一个洞的,通往下面深不见底的屎坑的,只不过吸取了晋景公的教训,在屎坑的上方作了文章,以至于人要掉进去变得不容易了。第三种想象:这个便池已经是现代坐式马桶的这种完成式了,只是自动冲水系统变成手动冲水而已,那个手,应当是他仆人的手。至于冲到哪里去呢?还是下面的屎坑吧。
从汉代到唐代,厕所形态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改善。但是在南宋的《梦粱录》中描写的临安,却有另外一种形态的厕所。书中称,有专人收集粪便:“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这叫“倾脚头”。这些“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到官府诉讼。”马桶这种形式的厕所,据说它是来自于“虎子”这种东西。虎子的样子我在荆州市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以及武汉市博物馆都有见到。“《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虎子”后来变了称呼唤作“马桶”,据说与皇帝有关。相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可是到了唐朝皇帝坐龙庭时,只因他们家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称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俗称“马桶”和“尿盆”。”我在荆博见过的青铜虎子,似乎是春秋还是战国的东西,可见传说只是传说···以前的虎子估计是皇家用品,到南宋的时候,城市中的平民都在用马桶了。这证明了南宋的城市管理还是很不错的。
可见从汉代开始,厕所形态便有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了,农村里头沿用着先秦的厕所形态,因为有积肥的需求,粪便是很珍贵的,所以厕所是和粪坑连在一起的。至于和不和猪圈连在一起,也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在仍旧建在猪圈上,寄生虫病学书上称我国有的地方仍旧把厕所建在猪圈上,这导致了猪带绦虫病的流行。还有一种是我见过的,建在猪圈旁边。因为都很臭···分开两处建只是多污染一处的空气。至于城市里,就和上述《梦粱录》说的一样了,普通百姓应该是用马桶。城里人家里有钱的话可以掘坑造厕所。
农村厕所的终极形态还是两千年前的样子。化肥出现以后,农民们应当不那么吝惜粪便了。故而有条件的农村新式房屋,厕所是和城市里一样的。城市的现代厕所(有冲或抽水系统的)来自于西方,抽水式的则据说是日本人的杰作。

以下是一些关于厕所与上厕所的故事,从各处摘抄而来,(主要是摘抄了《古代厕所文化》陶本艿著)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明清的厕所管理
明清北京大街上公共厕所非常少,以至有“京师无厕”之称。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曾绘声绘色作赋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报苦无处起居。”
清代佚名《燕京杂记》说:北京的公共厕所,人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夏仁虎《旧京琐记》也说:行人便溺多在路途,虽有厉害的官吏惩治,但颓风不可挽,有的官员也在道上便溺。

更衣
很早以前的有钱人家,上厕所是要换衣服的。南朝的首富石崇家的厕所修得富丽堂皇,一般都有十多个身着艳丽服装的婢女准备好了甲煎粉、沉香汁、新衣服等站在门口迎候。家中来了客人,看见这种光景,都不好意思去。王大将军不管这许多,脱了身上的衣服进厕所,大便之后,穿着婢女准备好的新衣服出来,神情中充满骄傲。从这一细节也不难看出,为什么古人会把上厕所称为“更衣”。当然,在更多的穷苦人家,是不具备“更衣”条件的。

京师无厕
提起北京城,在世人眼中,那可是几朝帝都,王者气象。近几百年的文人恨不得把所有好词儿全用在这城市身上,以表示他们对“身居京城”的庆幸与感恩。
然而,我今天介绍给各位的是一个污秽不堪、臭气熏天的北京城,下面这段历史最好不要在饭后阅读。在16至19世纪的北京,也就是明王朝和清王朝时期,商业一片繁荣的背后,是公共设施的匮乏和管理的无序。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寥寥可数,以致有“京师无厕”的说法传世。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直陈时弊,将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厕所。这是不是有些耸人听闻了?
事实上,情况远比这严重得多。由于寥寥几个公共厕所还都是收费的,如果不是出于体面或是别的什么顾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满大街找半天之后走进去的。“故人都当道中便溺”,不仅普通百姓这样做,一些官员也带头这样做。不仅男人这样随便,甚至女人也将便器直接倒在街上。自然是大便夹杂着小便,人粪夹杂着牛溲马尿,北京城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还是一个巨大的垃圾站。当真是“重污叠秽,处处可闻”(据清代佚名《燕京杂记》)。
直到清朝末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北京各街道遍修厕所,不准随地便溺。而且,出现了大粪车,以摇铃为号。

皇家气象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的一天中午,晋景公姬獳品尝新麦之后觉得腹胀,便去厕所屙屎,不慎跌进粪坑而死。姬獳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的君主,由此暴露出先秦时宫厕的简陋。这沉痛的代价使得后世对屙屎这样的事情多了几分谨慎。
汉高祖刘邦,他在群臣面前内急,为了节约时间开会,同时也为了不至于掉进厕所中,竟让一个文官把帽子递给他,他背过身去,把帽子倒过来,一会儿,半帽子热气腾腾的尿呈现在众人面前了。
这个流氓皇帝的后代汉武帝刘彻,更是别出心裁,居然在解大便时接见高级官员。这是《汉书·汲黯传》里透露出来的:“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视之。”史官并没有记录下卫青的情绪,但可以肯定的是,卫青在汉武帝的眼中是一等一的重臣,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获得了在皇帝大便时被接见的机会。
关于皇家厕所的不同寻常之处,《世说新语》有所透露。西晋大将军王敦被晋武帝招为武阳公主的驸马,新婚之夕,头一回使用公主的厕所。初见时,觉得富丽堂皇,比之民间住宅都强得多,进去,才发现原来也是有臭气的,心下稍微平和了些。不多时,见厕所里有漆箱盛着干枣,只当是“登坑食品”,便全部吃光;俟完事后,侍婢端来一盘水,还有一个盛着“澡豆”的琉璃碗,王敦又把这些“澡豆”倒在水里,一饮而尽,惹得“群婢掩口而笑之”。原来干枣是登坑时用来塞鼻子防臭气的,而“澡豆”则相当于近世的肥皂。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将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运回汴京,发现其中有一个镶满玛瑙翡翠的盆子,爱不释手,差点儿用来盛酒喝。稍后把蜀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召来,花蕊夫人一见这玩意儿被大宋天子供在几案上,忙说,这是先王的尿盆啊!惊得赵匡胤怪叫:“使用这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马上将盆子击碎了。
尿盆与酒器难以分辨,这大抵是古人审美趣味不同造成的笑话。便器发展到清朝,已体现出极强烈的人性关怀特征。清代皇帝、后妃们使用的便器叫做“官房”,有专门的太监保管,需要时则传“官房”。皇帝、妃嫔们使用的“官房”是十分讲究的,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形式,用木、锡或瓷制成。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外边安有木框,框上开有椭圆形口,周围再衬上软垫,口上有盖,便盆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一般木质便盆都装有锡质内里,以防止渗漏。锡质官房为椭圆形,盆上有木盖,正中有钮;这种便盆要与便凳配合使用,便凳比较矮,前端开出椭圆形口,便盆放在下面对准圆口。便凳有靠背,包有软衬,犹如现在没扶手的沙发一般,坐在上面,并不比现在的马桶差,只不过不能冲水而已。
慈禧太后的“出恭”在一些史料中有零星记载。太后说要传官房,几个宫女就去分头准备,一个去叫管官房的太监,一个去拿铺垫,一个去拿手纸。太后官房是用檀香木做成的,外表雕成一只大壁虎,壁虎的四条腿就是官房的四条腿,壁虎的鼓肚是官房盆屉,尾巴是后把手,下颌是前把手,嘴微微张开,手纸就放在其中,壁虎的脊背正中有盖子,打开后就可以坐在上面“出恭”了。官房里放有干松香木细末。太监要把用绣云龙黄布套裹着的官房顶在头上送到太后的寝宫门外,请安以后,打开黄布套,取出官房,由宫女捧着送进净房(净房一般设在卧室床的右侧,明面上装一扇或两扇小门,里面是不足一米宽的死夹道,专门为便溺用)里,宫女把油布铺在净房地上,把官房放在油布上,再把手纸放进壁虎嘴里;太后完事后,由宫女捧出去,交给太监,太监仍然用布套包好,举到头上顶出去,清除完脏物后,擦洗干净,放入新的干松香木细末,等下一次使用。
宫中虽然可以如此,羁旅途中自然不能这样繁琐,一路车马,也不方便端来端去的。这不用我们操心,早有人替太后老佛爷想好了。1903年3月,慈禧以恭谒西陵(在河北省易县西)为名,要乘上火车抖抖威风。卧室内,面对着车窗放置着特制的铁床,床上被褥枕头应有尽有,用幔帐围着。床的一侧有门,打开即是大小便用的如意桶。桶底铺着黄沙,再灌进水银,粪便落入不见痕迹。桶外用宫锦绒缎套罩着,看上去像一个绣花坐墩。

清史家孟森的描述是:“……车中备铁床、裀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幔围之,床身购诸肆,嫌柱稍高,截其脚而移高其床面。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一绣墩。车身亦(遍)套黄绒,而以缎贴里。”这种如意桶,可算是当时登峰造极的高级卫生设备了。

用什么擦屁股?

造纸是中国早在汉代时的一大发明,但是直到元朝,这一技术的产品才被运用于人们最实际的生活:如厕。后人揣测,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文化相对比较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所以才使得厕纸进入人们的生活。而之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用竹片做如厕的卫生用品,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唐宋之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竹片,《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
连擦屁股的纸都要先用脸试试软硬,这孝心实在是可圈可点。那么,竹片呢?软硬估计已经不是问题,竹子的问题在于毛刺甚多,万一竹片不够光滑,伤了使用者的臀部,实在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情。
《南唐书·浮屠传》记载,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动手削竹片以供僧徒如厕时使用,并用面颊检验质量,看看是否光洁滑爽。这堪称是礼佛的帝王中最值得称道的了。

掘新坑成财主

厕所管理员的工作也是三百六十行之外的,这绝对是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值得商家学习,值得全民把玩。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做穆太公的人。当然,没有谁会在自己的名字上带着这么高的辈份。姓穆是一定的了,“太公”则很可能是大家对他的尊称。这位姓穆的老先生是如何赢得群众尊敬的呢?
穆太公是乡下人,有天进城,发现城里的道路两旁有“粪坑”,且是收费的。老先生痛快一把之后,并没一走了之,立在这简易厕所外面呆了半天,发现来人不少,于是,他凭借特有的商业敏感度,确立了自己后半生的饭碗——“倒强似作别样生意!”
回家后,穆老先生请工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并请一个读书人给厕所题写了个别致的名字:“齿爵堂”。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方张贴,上面写着:穆家喷香新坑,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这一手很有吸引力,农家人用惯了稻草瓦片,如今有现成的草纸用,加上厕所环境实在优雅,“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吸引得女子也来上粪坑,穆太公便又盖起了一间女厕所。
值得说明的是,穆太公的厕所是免费的。那他老人家费这么大劲儿,如何体现经济利益呢?原来,早在城里上厕所的时候,他便已经领悟到,在乡下,厕所收费是行不通的。但是,粪便是可以出售的。他便把粪便收集起来,卖到种田的庄户人家,或者以人家的柴米油盐来置换。一劳永逸,久而久之,便获得了不小的收益。真的是“强似作别样生意”!

厕所对联

上:听雨轩 男
下:悬瀑崖 女

上:天下英雄豪杰到此俯首称臣,
下:世间贞烈女子进来宽衣解裙 。
横批:天地正气.

上:脚踏黄河两岸手拿机密文件,
下:前面机枪扫射后面炮火连天.

横批:爽

上:大开方便之门,
下:解决后股之忧。
横批:众屎之地

上:有小便,宜;
下:得大解,脱,
横批:鞠躬尽瘁

上:畅通上下,
下:雅集东西 。
横批:新陈代谢

上:来前百步紧,
下:出后一身松。
横批:愉悦身心

上:静坐觅诗句,
下:放松听清泉。
横批:清静世界

上:最适低吟浅唱,
下:不宜滥炸狂轰。
横批:讲究卫生

上:小坐片刻,便会放松意念;
下:清闲一会,即成造化神仙。
横批:此即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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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0-10
今天就从厕所谈起,从韩国的“优秀文化”谈起!

厕所是个被谈烂了的话题。外国人谈,中国人也谈,出国回来的中国人更要谈。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比较厕所学”,厕所被当成了中西文明的一个文化表征,是民族性的最佳解读角度。结论大致是,只有当中国文化的“总病根”被彻底挖出斩断,中国人改变了“民族性”,中国的厕所才能彻底没有臭味。

用“大历史眼光”看厕所

近几年来,几乎每篇中国人的访韩游记中都要提一提韩国的“化妆间”。一位游客在游记中写道:不要说宾馆饭店,就是小到只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所有公厕都提供卫生纸、洗手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所的厕所简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厕所称为“化妆间”,真是名副其实,我在那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描眉画目。

厕所在这里成了衡量中韩差距的一把尺子,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让我们把时间上溯220年去检索历史。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有位到中国旅游的韩国(当时称朝鲜)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粪堆发出过由衷的赞美。此人叫朴趾源,是韩国著名学者,他出使中国后写了一本游记《热河日记》。此书读起来的感觉很像今天中国人写的那些旅韩游记,对他所见到的每件外国事物都充满了好感。所到之处,处处是羡慕,处处是惊叹,甚至对中国农村的粪堆也要赞美一番,并且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中国农村的院子,到处收拾得整整齐齐,没有一处苟且对付,没有一样杂乱摆放。虽然牛栏猪圈,也疏直有度,即使是柴垛粪堆,也精丽如画。中国的粪堆,堆得方方正正,或八角,或六楞,或者堆成楼台之形。从中国的粪堆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处处有制度,到处都值得我们学习。

从小小的粪堆上,他读出了中国的“文明”和“进步”,看到了朝鲜的“脏、乱、差”。他认为,中国人事事有规矩,处处有制度。而且中国的制度无不合情合理,周密有效。他说,要改变朝鲜的落后面貌,必须从这些小事做起,一丝不苟地向中国学习。其心态和那些今天出访欧美之后大发感慨的中国人何其相似!

从历史的角度对比一下中西厕所文化,会更让人大跌眼镜。史籍记载,1731年,欧洲人还在随地大小便。那一年出版的《骑士风度的伦理学》中建议读者:“从一个正在解手的人身旁走过时,应当装没有看见。向这个人打招呼是有悖于礼貌的。”18世纪欧洲虽然已开始工业化进程,厕所建设的脚步则没跟上。

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厕所也领先了欧洲起码2000年。中国厕所落后于欧洲,不过是近200多年的事。上推200年研究“比较厕所学”,我们会得出一系列与现在相反的结论,也许欧洲人会猛挖自己身上的“劣根性”。欧洲人洒着香水,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在他们通过工业化富了之后的事。在那之前,他们不但随地大小便,而且还往桌子上吐痰呢!

中世纪的欧洲人在为摒弃陋习而努力着。当时的《礼仪书》中说: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1774年,欧洲的《礼仪与基督教礼貌守则》中说:我们再也不能原谅那些把痰吐到窗外、墙上或者家具上的人。

至少那个时候,中国人比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我们的老祖宗再不争气,也绝对不会把痰吐到桌子上。

厕所不是“中国问题”

广征博引,并不是要证明中国厕所臭得有理,中国人随地吐痰光荣。我想证明的是,中式厕所、随地吐痰,或者“缺乏公德心”、“不守交通规则”、乃至“忍耐”或者“缺乏精确性”,都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根性。暂时的落后并非意味着永久的不变。我们今天关注厕所问题,恰恰表明,中国的厕所未来将会更加干净。

事情其实一目了然,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前现代化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中国根性而特有的“中国问题”。明朝后期以来基本停滞不前的中国与近几百年迅猛发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会感到撞击的剧痛。从后现代化的欧美日韩,看前现代化的中国,就如同把参天大树和一颗刚刚发芽的小苗做对比,其差距自然触目惊心。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并没有落后的专利,欧美也不是注定永远先进。谁能说,领先了世界几千年的中国不会再次领先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国独具的“优根性”呢?

跳出民族性的框框

一个民族要发展,就要有长远眼光,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判断和基本自信。这样,发展才有立脚点,看问题才能看得清楚。不然的话,病急乱投医,把溃疡当绝症治,恨不得换心换肾换肝换肺,把自己一切都换掉,结果只能是丢失了自我,变成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

人穷志短。韩国人在亡国于日本的时候,也痛思本民族落后的根性,写了一本《民族改造论》,呼吁彻底改造国民性,再造韩国。梁启超也在《朝鲜灭亡之原因》等文章中对韩国人的性格大加鞭挞。甚至到了上世纪60年代,韩国人还自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到了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之后,韩国人就开始挖掘自己身上优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的国民性是世界上最好的。

同样,日本人上世纪50年代还在臭骂自己的文化,到上世纪60年代末经济崛起之后,一部分日本学者便开始吹嘘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强调,日本之所以经济成功,是因为日本人的儒教文化与中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只有跳出把一切都往民族性这个框里面装的心理定式,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能避免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然而,更多的现象是民族性解决不了的,而且民族性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以上文章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过,很走运,在网上也找到了!大家分享之!
第3个回答  2007-10-09
玩过cs吗

知道 为什么 叫cs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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