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事情开始有意思了。唐朝初始的时候，唐高祖和唐太宗对门阀大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唐高祖李渊曾经向手下的大臣裴寂，大肆吹嘘李家的祖先如何高贵。裴寂所属的裴氏家族，是中古中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唐高祖就显摆说：我们李家曾经在陇西的时候，富有龟玉，到了举兵的时候，四海云集，才几天而已就升为天子，咱们两家都是了不起的大族啊。龟玉就是龟甲和宝玉，这是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器，后来被引申为国运的象征，不是一般家族可以拥有的。李渊对此是很得意的，但仍然不敢把自己的门第说成是超过裴氏的第一，而只是说我们是同一个等级的，可见门第等级的影响力之大，连皇帝都会默认。
唐太宗李世民，并没有继承这种态度，他看到氏族谱竟然把山东，也就是崤山以东的士族列为第一等，排在他们李家之前，非常不满，使用皇权修改了长久以来默认的门第排名。唐太宗认为，人的地位应该取决于他在政府机构中的成功经历，而不是应该源自家族的陈旧声望。在多个场合，唐太宗明确或含蓄地主张，人们的官职和能力应该比血统更重要。他说：山东士族日渐衰微，没有冠盖人物，才识庸俗，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看重他们。在唐太宗看来，朝堂之上的官僚，或忠孝双全，或学艺通博，显然应该比山东士族的破落户赢得更多的尊重。既然人们敬重汉高祖的匹夫出身，那么人们也应该尊崇大唐起于草莽的当朝官僚。
贞观六年，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人重新修订《贞观氏族志》，全面展示了他的这个态度。《贞观氏族志》完成于贞观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38年，这次重修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根据当朝官爵的位置高下排座次，官品越高，等级越高，官品越低，等级越低。皇帝的旨意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贞观氏族志》所依据的标准是官职，而非家族。到了先天二年，也就是公元713年的时候，《贞观氏族志》再次被修订，命名为《姓族系录》。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由国家主持编修的官方氏族谱，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官方主持排列氏族等第的著作了。
尽管如此，本书的作者认为，李唐的精神还是贵族主义的。唐太宗并不想否定士族门阀，而是想改变人们的观念，什么是尊贵的、什么是低贱的要由他来重新界定。太宗利用政府的条件推出新标准，希望以此来把当朝权贵提升到更显赫的地位，掩盖名门大族的声望，从而把社会的风尚和政治秩序的主导权，从这些大族手里收回来集中到皇帝的手中。
另外，从隋唐开始，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选拔官吏，就是我们熟悉的科举。虽然在整个唐代，通过科举受益的士族子弟远远多于普通人家，但毕竟这条晋升渠道的开通改变了之前“出身决定一切”的状况。唐太宗的这个倾向，在他的继承者们手中得到发扬。作者评价说，到了8世纪，人们身份地位中的家庭因素，至少在政府看来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官职才是衡量人们地位的唯一因素。政府不再对于编撰士族的谱牒感兴趣，因为现在是国家授予人们地位，而不是家族。在法律意义上，人们所有的地位都是直接来源于国家。
当优越的出身不再带给人太多的好处，士庶之
1、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大量寒门晋升，冲击了门阀政治。
2、三省六部制完善，皇权不断加强，皇帝不断打击门阀勋贵。
3、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小农经济得到保障，门阀失去存在的经济基础，以至不能保证门阀士族的经济特权,即不能保证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部曲、荫客等劳动人手。
4、门阀世族子弟素质逐步下滑，很多勋族绝嗣。
5、历次农民起义的冲击，唐末黄巢起义给门阀世族近乎毁灭性打击，很多世族灭门。
6、唐太宗修(氏族志》,“欲崇重今朝冠冕”，唐高宗、武则天修《姓氏录》,“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即按当时官爵高低作为排列等级,使军功入五品者,皆入士流。这些扩大士族范围的政府行为,都起到了削弱旧门阀士族地位的作用。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门阀政治走向衰落,与他列举的都无关。
唐朝出仕的途径，荫封最少要超过一半，军功出仕约占三成，剩下的是科举取士和由吏升官。290年中平均三年考一次科举，总共录取六千余人。平均每年分到每个家族头上连一个都不够，谈何让世家衰败？
至于农民起义也是无稽之谈。五胡十六国时各大家族都活得好好的，几场农民起义就能把他们怎么样？
从李世民到李隆基时期，皇权的确在增强，之后呢？唐朝的皇权就是个笑话，还说什么打击?
均田制在武则天时期便已经名存实亡,投奔到各大家族门下求得庇护的百姓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租庸调更是不得不改为两税制.这样更加有利于各大家族逃税.
世家之所以叫世家,最少有一点是子嗣兴旺,凡是在唐朝有名有姓的家族一个也没有绝嗣.绝的只是后辈继承的爵位.比如魏征,他是郑国公,到他五世孙魏谟时,虽然也是一任宰相,却无爵位.
古代家族是聚族人而居,哪怕在外做官的子弟,在致仕后也多数返回祖地。
从商周以来，古人坚守嫡庶制来管理家族。但每一代只有一个嫡支，而每一代的庶支却是几倍几十倍的增长。而且，能得到家族培养的、能凭借家世荫封出仕的，每代就那么几个人，庶支子弟只能自己努力找出路。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的权力空前高涨,其中一点就是享有人事任免权。于是，在家族中得不到重视也不能凭借门第荫封出仕的庶支子弟们，纷纷离开家族投奔到各地的节度使帐下为自己谋求前途。
这种情况之下，之前同一姓氏居住在共同祖地的群居模式渐渐消失。那些离开祖地的子弟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自己说的算的家族。 如：某某姓氏入闽始祖、某某姓氏入桂始祖等等就是这么来的。
这，才是门阀制度消失的原因。
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任何制度的出现和终结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发生的。
东汉时期因政治制度和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形成了拥有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大家族，他们掌握了社会的主要文化知识、商业和土地。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极大的话语权，为了维护这样的特权地位其在统治制度的制定上就会偏向于对己有利的制度，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因为有了高平台，族人子弟无进取心贪图享乐，人才匮乏，不足以承担维护国家统治的责任（参考八旗子弟），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进入权利阶级，隋唐实行的科举制更是打通了底层向上层流通的渠道，新的统治者也不愿像之前一样朝政被几个世家大族把持，门阀政治走向衰落是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