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
http://www.zbjy.cn 发布时间：2008-03-22 颜廷山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战争。它自1851年1月开始，到1864年7月结束，历时14年之久，势力发展到18个省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它反对鸦片输入，不承认列强在华特权，同外国的武装干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列强侵略者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使太平天国运动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的声势之强、规模之大、经历时间之长、经过之复杂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但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最后却以悲壮的失败而告结束，其失败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发动和组织太平天国运动始终的指导理论——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是一种落后的、不科学的理论，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利用宗教来发动农民起义并不是洪秀全的发明。早在东汉末年张角就是利用太平道教来发动黄巾大起义的。宗教思想原本只是统治阶级用来愚弄和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但宗教之所以也受到劳动人民的欢迎，只因为其中有一些原始平等思想和能够帮助劳动人民解脱残酷现实的美丽言辞，因此这一点往往会成为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有力工具和思想武器。但宗教并非科学的理论，利用它发动起义或革命，只能使起义或革命取得暂时的成功，而不能把起义或革命引向胜利。
在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是洪秀全利用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第一、洪秀全、冯云山等农民起义的领袖，迎合了当时农民斗争的需要，把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创立的“拜上帝教”中所吸收的基督教义中国化，同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宗教的某些形式和精神，这样有利于吸引下层民众参加“拜上帝教”，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宣传和发动奠定组织基础。第二、“拜上帝教”把拜上帝的信仰与人民群众的日常愿望结合起来，促成基督教精神与主张衣食第一、求吉利、求如意、求平安的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从而为日后把群众由虚妄的精神世界引向为实现这些美好愿望而斗争奠定了有利的思想基础。第三、洪秀全通过“拜上帝教”宣传，他即将建立的太平天国是人间天堂，适应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需要，有利于号召教徒为建立这个国家而斗争。第四、洪秀全从基督教为上帝大家庭的观念中推衍出人无私财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把它写在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这只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农民的平均平等思想、儒家的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美丽的空想，对起义群众起了巨大的鼓舞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起义的发展。
但是随着太平天国运动一步步的走向它的顶峰，特别是到了1856年秋天的天京事变后，“拜上帝教”这一套理论使越来越多的太平军将士怀疑其真实性和正确性。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整日躲在深宫里遥控外面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的思想就越来越受到他所创立的荒诞无稽的宗教信仰的束缚。李秀成曾说：“自六京解围之后，我主执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而且“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①。同时他发布的诏书有些就是要人相信他是受上帝和“耶稣基督”以及“天兵天将”的保佑的，例如当安庆已被敌军包围时，天王下诏说，他在一夜间登天“亲身觐见父皇”，聆听父皇的教导。
洪秀全和参加这场大革命的所有人都不能科学的解释他们初期为什么能够取得重大胜利以及这种胜利随后不能继续向前发展的原因。洪秀全既然说这是上帝造成的，那他只能再次期待上帝再显奇迹。“在革命前期，他曾借用天上语言来传达人间的革命意志，但到了后期，他从远离实际的王宫中发出来的非人间的语言，已不能在群众中引起什么激动了。”②
李秀成在失败后的自述中说，他和他的堂弟早就不相信“天父天兄下凡”这一事实了。其实，就太平军全军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虽然仍然遵循某些宗教仪式，但这时已是一种空洞的仪式，不可能像前期那样借助于宗教信仰使全军保持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军纪了，此时的太平军已开始出现精神涣散、军纪废弛的情形，战斗力锐减。1862年在浙江的侍王李世贤写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说：“我兵心已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这封信为清军所获，后又落到英国驻宁波领事手里，并加以评论说，这封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谈论世俗的问题”，而把“太平天国的宗教完全撇开了”③
总之，利用“拜上帝教”来组织和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在前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到了后期，它的危害性便不可避免的流露出来，从而导致太平军的唯一的思想武器的锐利锋芒黯然消失，使太平军内部出现了一系列致命的危机，最终引导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
二、洪秀全的决策失误及洪氏集团的腐败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他在组织、发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秀全虽然保持着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但他愈益丧失了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动力，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误，与此同时，洪氏集团内部愈益腐败。
第一、在领导集团争权夺利的天京事变中，洪秀全密诏北王韦昌辉杀死东王杨秀清，这给天国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惨重损失，迫使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重用石达开却又猜忌石达开，派自己两个昏庸无能的哥哥牵制他，最后为了巩固洪氏集团的统治逼走石达开，造成天国力量的又一次大分裂，破坏了刚刚扭转的大好形势。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洪秀全没有从中得出教训，相反，他对周围的许多人都觉得不信任，因而滋长了任人唯亲的恶劣倾向。他的两个哥哥虽然庸碌无能，但被封为安王、福王。他的十个儿子也都受封为王。洪仁玕初到天京未立寸功，反被封为干王，显然是洪姓一家人的缘故。和陈玉成、李秀成同时从下层提拔起来的蒙得恩，因为善于逢迎，受天王宠爱，其地位还高于战功卓著的陈、李二人。总之，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秀全任人唯亲，组织洪氏集团，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贪图享乐，奢侈腐化，使天国内部上下离心、人心涣散，陷入无法挽救的严重混乱中。
第二、天国后期，特别是天京事变之后，由于太平军内部将士对“拜上帝教”的所谓“天父天兄下凡”之事已不再相信，所以被封为干王的洪仁玕深感杨秀清当政时“号令统一”的情形已经是昨日黄花，并且认为“事权不一”是足以导致危险的后果的。他又指出，将领们和官员们“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④，也就是说，当时太平军内部将士都以升官发财争权夺利为目标，已失去共同奋斗的远大政治目标。其实，天国后期，“事权不一”，离心离德，也是一个必然趋势，除了封官赐爵之外，洪氏集团的领导者已没有别的办法来维系人心。
第三、天国后期，洪秀全在军事指挥上连连失误，严重丧失了太平军的有生力量，直接造成太平天国的败亡。
天京事变后，西征军在江西连连失利于曾国藩的湘军，这说明太平军对湘军采取的分割包围、挖壕固守的战略战术认识不足，同时对于湘军水师给以后战局带来的影响也没有充分估计。即使没有石达开的出走，太平军对湘军采取寸土必争的战略也是过于轻率。江西失利后，太平军不思改弦更张，只着眼于临危救急，战术上一律采取前期的“围魏救赵”的做法，计谋不能出敌所料，执行又不能坚持到底，以至无一处打痛了敌人，尽管左冲右突，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最后导致军事上彻底失败。
三、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起了加速作用。
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终于熄灭了，北京城森然的大门被武力撞开了，咸丰皇帝的行宫圆明园被一把大火烧成了废墟，象征着屈辱的《北京条约》也签字了，但在清朝的当权派中却感到，“这些侵略者其实是很有信义、很有礼貌、可以做朋友的人”。代表这种看法的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同英、法谈判并签定条约而成为洋务专家的恭亲王奕欣。当咸丰皇帝还在承德避暑山庄担心英法和约虽签但还会反复时，奕欣就说：“（外夷）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且该夷前曾有言，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该夷既已撤兵，似不至再虑反复。”⑤1861年2月，奕欣又奏曰：“（英法）均称深知中国以诚信相待，毫不嫌隙，彼此永敦和好，并释前日猜疑。”⑥至此，封建统治者确实认为这些侵略者“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其实，外国侵略者不但不想要清朝的“土地人民”，而且还想帮助统治者来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太平天国的革命者们。早在《北京条约》签字后不久，法国和俄国相继向奕欣提出：愿意在反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和清朝实行军事合作。奕欣也主张如此。此时清朝官方已经确认他们和“外夷”是可以在反对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成为同盟者的。奕欣在奏报中说：“自臣等笼络英法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睨而就我。”⑦所以应当“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⑧至此，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共同镇压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只要他们找到双方合作的方式即可。
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英国向太平军曾发出照会，但遭到拒绝。英国想动用自己的军队来对付太平军，但又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同时，美国人华尔公开在上海招募了一支由外国流氓、水手等组成的“洋枪队”，很快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欢迎。之后，华尔的“洋枪队”在清政府的供给和支持下实力大增，很快发展成为以中国士兵为主体、用洋枪洋炮装备、由外国人统领的一支中外联军，人数也由开始的12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英法等国也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但清政府和列强在合作期间，由于民族矛盾所致，彼此顾虑重重，合作基础不牢，双方均持有有限合作思想，从而又制约了列强的武装干涉。1862年2月到8月，英、法正规军在上海、宁波参战，基本上起了个辅助作用。以华尔为代表的中外联军在1861年参战后活动范围更广、参战时间更长、投入兵力更多，但也受到清政府的多方防范，实力与清军相比相差甚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全局中只能起配合清军的作用。其实，太平天国在1856年的天京事变后就已元气大伤、由盛转衰了；1861年9月，安庆失陷已受到致命打击，败局已定，即使没有英、法正规军及华尔的中外联军干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也是迟早之事，因此列强的武装干涉加速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四、太平天国运动中提出的反封建、反孔孟之道的主张，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彻底批判封建主义和孔孟之道，条件还未成熟，因而这种主张超越了时代，脱离了群众，并不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成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文化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民族资产阶级还未产生，早期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还不足以支持太平天国运动，这样，革命的农民找不到任何阶级同盟者。
知识分子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当时的知识分子都附属于地主阶级，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都站立在太平天国的敌对方面。当然，太平天国革命中也有知识分子，如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等，但人数极少。
在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太平军每攻占一个地方时，本地的知识分子大多已逃跑，也有些逃跑不及的知识分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幸而陷入”太平军中。太平军对他们优礼相待，非常尊重他们，称他们为“先生”，很愿意请他们来做些文墨工作，如江苏金山人顾深在所著的《虎穴生还记》中说，他没有及时逃走，遇到了太平军，太平军在各个方面对他都“优待”，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利用打更的机会逃走了。由此可见，这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尽管太平军“礼贤下士”，对他们“相待如一家人”，但他们仍然认为革命的农民是“贼”，不愿意真心为革命服务。⑨后来，太平天国还仿照科举考试的办法进行考试，但由于时间仓促，也没有什么结果。
当时虽然没有资产阶级，但已有了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主张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对中国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他们不理解甚至反对太平天国运动，如冯桂芬（1809——1874），他的《校邠庐抗议》一书，是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最早的一书。在书中，他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主张学习使用机器，学习西方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并对清朝当时的官制、科举考试制度等提出了批评。在他的书中，对于中国“将为世界万国所鱼肉”的形势非常忧虑，但他赞成借洋兵来“剿贼”，他说：“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他认为。“剿贼”——消灭太平天国是当前最紧急的任务。⑩
从上述来看，太平天国提出的反封建、反孔孟之道的主张，对于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而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并且就其阶级立场而言，他们对太平天国运动是敌视的，当然更谈不上对太平天国运动有所支持了。同时因其主张超越了时代、脱离了群众，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革命农民找不到任何同盟者，只能孤军奋战，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它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显示了中国人民蕴藏的强大的革命力量，延缓了中国的殖民地化进程。它的失败留给我们许多经验和教训，这是千千万万太平军革命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但一切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止由太平天国运动启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代代继承下来，激励着后来者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富强踏着先烈的鲜血前仆后继，奋勇向前！赞同3| 评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