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16日这一天，乌鲁木齐天气阴冷。午后，王洛宾独身一人，正在开着暖气的室内打盹，被轻轻的叩门声唤醒。
一位陌生的女士，披着长发，身穿黑红格子毛呢外套，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出现在王洛宾面前。她就是台湾女作家三毛。
三毛从小就爱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达板城的姑娘》。她把这些“中国民歌”带到西班牙，带到撒哈拉去唱，一直唱了几十年。而知道原作者大名王洛宾，还是最近一年的事。
三毛参加台湾一个旅行团，赴敦煌、吐鲁番游览。来到乌鲁木齐，只是为了搭乘东返的飞机，只有半天的停留时间。旅伴们都去参观这座边疆城市，三毛却径直找到王洛宾住所。
王洛宾这时还不了解三毛。这许多年，老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对自己歌曲以外的人和事，知之甚少。他只听说三毛是个名气很大的台湾女作家，至于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写过哪些书，他一无所知。他对三毛简单地讲述了自己的歌曲和经历。
晚间，王洛宾去宾馆为三毛送行。王洛宾一声“找三毛”，就像触了蜂窝，男女服务生们奔走相告，霎时间搬来一摞摞大陆出版的三毛著作，围着三毛请签名。
搞得王洛宾和三毛说不上话，只得告辞。
三毛跑出来送别，朝着远去的王洛宾蹦蹦跳跳，大喊大叫：“给我写信啊！回去就写，我到了台湾就能看到你的信！”王洛宾回头张望。三毛那种毫不掩饰的热烈，使老人既感动又好笑，觉得三毛简直像个孩子。
经过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异常。王洛宾唯一的期望，就是三毛说要为他写书写电影。
三毛却再也不能平静。她为王洛宾的人生和艺术才华倾倒，包含着敬仰，爱慕，同情……三毛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感情，觉得自己的心和这位老人连在了一起，再也难舍难分。她以丰富的想象力，在心中描摹着一位饱经磨难的艺术家的风采，渐渐，年龄的差距模糊了，精神上融为一体。
海峡两岸，鸿雁传书。短短的3个多月，往来6封信件。王洛宾垂暮的心也感到了什么。他写信告诉三毛：萧伯纳有一柄破旧的阳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做拐杖用。王洛宾自嘲而诚恳地说：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之后，王洛宾延缓了写信的日期。三毛急匆匆来信，责怪洛宾：“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三毛真挚的忘年情，恐怕除了她自己，任何人也不理解。她不顾一切地要来乌鲁木齐，陪伴王洛宾老人一起生活。三毛是想以自己女性的温柔，抚平岁月在王洛宾身上留下的伤痕。
王洛宾不知道应该怎么办?8月，三毛在北京为电影《滚滚红尘》补写了旁白，便带着一只沉甸甸的皮箱，盛满了她长期居住所需的衣物，也盛满了三毛炽热的情。她不像往常那样请旅行社安排。她是带着回家的感觉，飞往乌鲁木齐。
三毛在心中认定，乌鲁木齐有一个属于她的家。
圆舞曲中的不和谐音1990年8月23日傍晚，三毛搭乘的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
三毛非常疲倦。在北京的几天太紧张了。赶写电影旁白；和朋友们整夜整夜地聊天；白天跑琉璃厂搜购古旧图书……实在是太累了，真想美美地睡它三天三夜。
空姐报告已经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三毛忽然亢奋起来，到了！到家了！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她将远离尘嚣，卸去名人的重负，只有她和他相伴，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
他来了。三毛在飞机上已经看见。不知道他怎样打通了关节，竟然能够破例进入停机坪，径自向飞机走来。他穿着精致的西装，领带打得很规则，显得神采焕发。可是，洛宾啊！你又何必如此正规，像迎接什么贵宾似的讲究礼仪?我不就是你的“平平”吗！随便一些，轻松一些，不是更好吗?啊！情形不对。一群扛着电视摄像机和灯光器材的人，有男有女，突然拥上飞机。这是要干什么?三毛想转身躲进机舱。可是，洛宾已经登上舷梯，送来了一束鲜花。强烈的水银灯突然亮了，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三毛。
“我抗议！”脸色苍白的三毛，发出无力的声音。
洛宾向她解释，这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他本人的电视片。
原来，乌鲁木齐几位年轻的电视新闻工作者，正在筹划拍摄一部反映王洛宾音乐生涯的纪实性电视片。听说三毛要来，编导人员便精心策划了这一场欢迎三毛的“戏”，拍摄编入电视片，以壮声威。王洛宾依从编导们的要求，积极配合。
三毛心中不是滋味。她来乌鲁木齐，完全是她和洛宾两人之间的私事，属于他们两人自己的生活。不料想未下飞机，就暴露在公众面前，身不由己。但听洛宾说是拍片，她为洛宾而来，不能让洛宾扫兴，为了洛宾，牺牲自己这是她的选择。三毛努力屏除心头的不悦，露出疲倦的微笑，说声“对不起！”很快就进入角色，听任摆布。
于是，三毛怀抱鲜花，在洛宾陪伴下，出现在机舱口。简直就像国王和王后，两人并肩挽臂，步下舷梯，接受了10多名童男童女的献花。
到处流浪，走过80多个国家的三毛，第一次遇到了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见面的礼节，一一握手，频频拍照，终于结束。待到钻进汽车，随着“砰”的一声车门关闭，仿佛把纷扰的外部世界关在了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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