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的爱情故事，可谓有九曲回肠之缠绕和复杂，他们并非那种献身革命的英雄人物，但他们之间的情感经历富有张力，他们的故事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显得那么“动听”和富有魅力。对此，张爱玲曾说：“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这些动听的情节包括范柳原和白流苏人性的可爱处、可笑处、可怜处、可悲处、可鄙处、可亲可信处等，而她们身后香港陷落这个宏阔背景，是他们之间某种关系的宏大隐喻，这种关系就是范、白之间特殊的战争……是男与女的“战争”、生与死的“战争”、爱与恨的“战争”，即人性之间的“战争”。于是我们看到这种战争在不断地展开着，看到两个难分上下、同样聪明而自私的男女，怎样斤斤计较着自己的得失，怎样绞尽脑汁地算计着对方，期期艾艾地强迫着对方，又被对方强迫着进一步，退半步。
但故事动听之处更在于，他们在相互争斗中萌生了爱情。流苏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女人，她不经意的低头，便成了范柳原心动的理由，如徐志摩笔下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白流苏正是以这种温柔、妩媚、优雅、风情万种的姿态捕获了范公子那颗漂泊的心。然而就像流苏不相信那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她最初也不相信范柳原的感情;“范柳原真心喜欢她么？那倒也不见得。他对她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她不能不当心……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无所依傍使她变得防范，防范使她变得自私，自私使她头脑清楚，即一开始，她对柳原就抱着战争似的戒备状态。实质上，流苏又未尝不想从对方身上获得爱情的战果呢，只不过她采取的是以守为攻的方法。当柳原把“战场”从上海移到香港向流苏发出挑战时，流苏明白他的意思，“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而说到那战争的目的，无非是柳原想征服流苏又不愿意和她结婚，不愿自缚一个包袱。流苏却一心想和范柳原结婚，当然结婚又有爱是最好不过的，但那是其次的事，或者说是妄想，正如文中所说的：“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在香港相遇，一次次语言上的交锋代表了他们人性碰撞的序幕，自私、聪明、自卑、对彼此的洞察态度，流苏戒备森严，而柳原欲擒故纵。
悲剧意象
小说的结局看似圆满，实则浸透着苍凉。正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言：“任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小说的悲凉气氛正是源于胡琴、月、蚊香、镜、空房等这些颇具悲剧意蕴的意象。
爱情观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可以浓缩为“婚姻”、“爱情”两方面，而在对爱情的书写中，她一走上文坛，就带着对爱情幻想的不屑嘲弄，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张爱玲有着完全相反的爱情表达。在她的笔下是现实的，更是悲凉的。她揭示了爱情只是一种女性对男性经济的依附关系，看到了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爱情也将是虚空的神话。
《倾城之恋》是一部比较集中表现张爱玲爱情观的作品。书中的白流苏是旧式大户人家的女子，出嫁应该是门当户对，以经济为基础的婚姻，但婚后受尽夫家的毒打和欺凌，奋而离婚，可见旧式婚姻是无爱情可言，它只是女性对男性经济的依附。流苏只得回到娘家，但在资财被势力穷酸的兄嫂哄尽之后，失去了经济的保障，无一寸立足之地。这时候范柳原的出现，给了她一次下赌注的机会……在张爱玲眼里，爱情就是女性求得经济保障的一种手段，一种女性对男性经济依附的关系，在世俗的婚恋中是没有爱情可言。
张爱玲正是想通过自己的小说告诉人们：旧式以经济为基础的婚姻是没有爱情可言的，女性只有经济上自立、自强，才能自主地去追求爱情、寻找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