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的关系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他们生活的时代是唐朝由全盛到逐步衰退的时期。坎坷的生涯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杜甫在洛阳。那年三月,李白离开朝廷,四月途经洛阳,两位诗人相见。尔后同往开封、商丘游历,次年他们又同游山东,赋诗作歌、亲同手足。

李、杜互相写的赠寄诗充满了真诚的情谊。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他还写下了《赠李白》《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梦李白》等诗,盼望着“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杜甫时常挂念着李白的衣食住行,担心他被贬逐以后的安全:“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这些诗句对李白遭诬受害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对杜甫非常敬重。他曾写下《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由于杜甫不在身边同游,“齐歌”引不起李白的感情,“鲁酒”也提不起酒兴,思友之情就象永不停息的汶河水。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由盛唐到中唐大诗人,号称“诗圣”。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陆游
人物评传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南宋爱国诗人。父亲陆宰是个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教育,使陆游从小就树立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杀敌报国的壮志。他自幼好学不倦,“年十二能诗文”,他还学剑,钻研兵书。二十五岁左右,向具有爱国思想的诗人曾几学诗,受益不浅,从此确定了他的诗歌创作的爱国主义基调。春夜喜雨 杜甫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 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 花重锦官城。

杜甫的资料:
杜甫(712—770),字子美,盛唐大诗人。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对后来元白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盛唐大诗人,号称“诗圣”。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1962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时,世界和平理事会把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杜甫年谱

712壬子睿宗太极一(玄宗先天一),杜甫生于河南巩县。

717丁巳玄宗开元五,杜甫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718戊午玄宗开元六,杜甫七岁。始作诗文。

720庚申玄宗开元八,杜甫九岁。始习大字。

725乙丑玄宗开元一三,杜甫十四岁。壮游诗曰:「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726丙寅玄宗开元一四,杜甫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730庚午玄宗开元一八,杜甫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

731辛未玄宗开元一九,杜甫二十岁。游吴越。

732壬申玄宗开元二0,杜甫二十一岁。游吴越。

733癸酉玄宗开元二一闰三月,杜甫二十二岁。游吴越。

734甲戌玄宗开元二二,杜甫二十三岁。游吴越。

735乙亥玄宗开元二三闰十一月,杜甫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736丙子玄宗开元二四,杜甫二十五岁。游齐赵。交苏源明。

737丁丑玄宗开元二五,杜甫二十六岁。游齐赵。

738戊寅玄宗开元二六,杜甫二十七岁。游齐赵。

739己卯玄宗开元二七,杜甫二十八岁。游齐赵。

740庚辰玄宗开元二八,杜甫二十九岁。游齐赵。

741辛巳玄宗开元二九,杜甫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

742壬午玄宗天宝一,杜甫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

743癸未玄宗天宝二,杜甫三十二岁。在东都。

744甲申玄宗天宝三,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日,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

745乙酉玄宗天宝四,杜甫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旋暂如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

746丙戌玄宗天宝五闰十月,杜甫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从汝阳王琎、驸马郑潜耀游。

747丁亥玄宗天宝六,杜甫三十六岁。在长安。

748戊子玄宗天宝七,杜甫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

749己丑玄宗天宝八,杜甫三十八岁。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

750庚寅玄宗天宝九,杜甫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

751辛卯玄宗天宝一0,杜甫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是年,在杜位宅守岁。

752壬辰玄宗天宝一一,杜甫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暮春,暂归东都。冬,高适随歌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

753癸巳玄宗天宝一二,杜甫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754甲午玄宗天宝一三闰十一月,杜甫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岁中,张�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

755乙未玄宗天宝一四,安禄山反。杜甫四十四岁。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省舅氏崔十九翁。九月,同崔至奉先。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

756丙申肃宗至德一(玄宗天宝一五)七月改元,安禄山称大燕皇帝。玄宗奔蜀。杀王国忠、杨贵妃。杜甫四十五岁。岁初,在长安。五月,至奉先壁难,携眷来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赴鄜州(今陜西鄜县)。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孓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757丁酉肃宗至德二闰八月,安庆绪杀禄山。张巡、许远战死。郭子仪复东京。史思明等降。杜甫四十六岁。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管得罪,公抗述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

758戊戌肃宗乾元一(至德三)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史思明反。杜甫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共酬唱。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玄宗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六月,房管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管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

759己亥肃宗干元二,史思明称燕王。杜甫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陜西华县),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甘肃天水)。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栗亭。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居不逾月,又赴成都。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760庚子肃宗上元一(干元三年)闰四月改元,杜甫四十九岁。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雍、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季春落成。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冬,复在成都。

761辛丑肃宗上元二,史朝义杀史思明。杜甫五十岁。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秋,至青城。旋又归成都。是时多病,生计艰窘。始有迁地吴楚之念。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762壬寅肃宗宝应一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诗人李白死(701-762)。杜甫五十一岁。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颇有东游之意。十一月,往射洪县,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

763癸卯代宗广德一(宝应二)七月改元闰正月,李怀仙杀史朝义。杜甫五十二岁。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间尝至阆州(四川阆中),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自绵归梓。又往汉州。夏,返梓州。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管。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

764甲辰代宗广德二,杜甫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絜家东荍出峡,先至阆州。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二月,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三月,归成都。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遂得乞假暂归草堂。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弟颖往齐州。岁晚,因事寄诗贾至。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765乙巳代宗永泰一闰十月,杜甫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自春徂夏,居草堂。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至嘉州(四川乐山)。六月,至戎州(四川宜宾)。自戎州至渝州(重庆)。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入秋,至忠州(四川忠县),居龙兴寺院。九月,至云安县(四穿白帝城)。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

766丙午代宗大历一(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杜甫五十五岁。春,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春晚,移居夔州。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阁。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767丁未代宗大历二,杜甫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三月,迁居瀼西草屋。附宅有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弟观自京师来。秋,因获稻暂住东屯。适吴司法自忠州来,音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本年冬,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

768戊申代宗大历三闰六月,杜甫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三月,至江陵。夏日,暂如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秋末,移居公安县。遇顾诫奢、李晋肃(贺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数月。岁晏,至岳州。

769己酉代宗大历四,杜甫五十八岁。正月,自岳州至南岳,游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溯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宿花石戌,次晚洲(在湘潭)。三月,抵潭州(湖南长沙)。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至铜官渚,阻风。发铜官,宿新康江口。次双枫浦,遂抵衡州(湖南衡阳)。夏,畏热,复回潭州。时苏涣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终岁在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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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庚戌代宗大历五,杜甫卒(712-770)。杜甫五十九岁。春,在潭州。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暮春,逢李龟年。四月,避乱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时属江涨,泊方田绎,半旬不得食。聂令驰书为致牛炙白酒。盛夏回棹,秋至潭州,小憩,遂遍别亲友,溯湘而下,将出沔鄂,由襄阳转洛阳迻逦归长安。冬,竟以寓卒于潭岳间,旅殡岳阳。
陆游(1125-1209.11) 南宋词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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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0-07
宋人李纲《杜工部集序》称:“自开元天宝全盛之时,迄至德大历,干戈丧乱之际,凡千四百四十馀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发于诗。”杜甫是一位心系社稷,悲悯苍生,于颠沛流离中,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而李白,以杜甫那首《饮中八仙歌》,其中四句极写李白的恣纵狂放,肆无忌惮的浪漫精神来看,“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则是一位充满自信,解放个性,于率真生活中追求淋漓痛快的诗人。

因此,无论为文,为诗,为歌,更重要是为人,李白和杜甫,可以算作两条道上的火车,很难走到一起。

然而,公元744年至745年,这两位诗人的运行轨道,有过短暂的交接。

天宝三载(744),李白与杜甫初次相遇,相识,相交往,时在东都洛阳。前两年,李白应朝廷征召入京,初到长安,即与贺知章相见,颇受推重,以贺的名望,复荐之于帝,身价倍增。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授为待诏翰林,拟以擢用。这位文学明星,顿成政治明星,一时间,“王公大人恤颜色,金印紫绶来相趋”,我们这位大诗人,“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还揖二千石”,忙碌得不亦乐乎,开心得也不亦乐乎。我替来到京城闯荡的杜甫想,少不了类似今天那些文学青年、新秀作家来到北京,不能不向那些文学名流、评论大腕、出版巨头、编辑高手致以崇高敬意一样,自然要想办法拜李白这个码头。

一心要匡扶王室、立志疆域的李白,不想仅仅当一个哄皇帝开心的御用文人,正跟唐玄宗李隆基闹情绪,皇帝只要他作诗,不要他干政,诗人激动之馀,打了辞职报告,要求返回山林。那时的杜甫,说来也颇狼狈,科举未成,为宦不得,像在北京厮混的北漂一族,在长安、洛阳,以他的诗名,以他的才情,以他河南人那种质朴,或干谒权贵,或谋事衙门,或打杂蹭饭,或贩药求生。因此,类似科学院院士或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李白,放下身段,能和杜甫来往,某种程度上说,是抬举他。杜甫很当回事,自然可以理解,李白不那么当回事,似乎也可以理解。

尽管李白不怎么把这个小他十岁的年轻诗人太放在心上,但是,《新唐书?杜甫传》称,“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这种状况,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位待诏翰林的情绪。一般来说,文学强者对相对弱于他的对手,比较能够胸怀宽阔,而对势均力敌,存在着绝对年龄优势的对手,通常保持着一种警惧心态,也许在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在心灵深处,这种戒备态势,是会存在的。对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持两人“相知甚深”看法的论者颇多。这些皮相之言,似有未可尽信之处。

因为,文人与文人相处,不会比狼与狼相处更融洽,我指的是心灵深处的,那些最隐藏的特别较劲的方面。

天宝四载(745),李白的报告,李隆基批了,应该说,唐玄宗还是很欣赏李白,也未必不想予以重用,可他左右不了身边的宠幸、枕边的美人,只好“遣金放还”,让诗人体面地离开长安,一路向东走去。正好,杜甫探亲,也来到齐鲁,事有凑巧,两位诗人再次相遇于山东兖州。

也许一个遭遇挫折的人,容易现实一点,也许一个饱受不幸的人,也就在意他人的同情。天性张扬的李白,被一脚踢出长安,再多的遣散费,也安抚不了那极其自尊而受到极其屈辱的心。失落之馀,杜甫的殷勤,“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便是他在这座古城里难得的温馨了,遂与杜甫有了更多的交流。

时年三十四岁的杜甫,对于长他十岁的李白,仰慕之心,不一而足。他们同行同止,同唱同和,同饮同酌,同醉同酣,似乎给杜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当时,还有另一位诗人高适,也和他们在一起。后来,杜甫总是在诗中提到这次齐鲁之行的愉快经历,“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不胜留恋。总之,只不过短短的三年间的两次交往,敬佩其才华,膺服其诗情,钦慕其潇洒,悲悯其遭遇的杜甫,涉及到李白的诗篇有:

《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

《赠李白》(“二年客东都”)

《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饮中八仙歌》

《冬日有怀李白》

《春日忆李白》

《梦李白二首》

《天末怀李白》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不见》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昔游》

《遣怀》

计十四首诗。

尽管,作品数量的多寡,并不能决定两人情谊的深浅,但是——

他对李白诗作的赞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第2个回答  2007-10-06
李白与杜甫,严格说,是不甚搭界的。

宋人李纲《杜工部集序》称:“自开元天宝全盛之时,迄至德大历,干戈丧乱之际,凡千四百四十馀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发于诗。”杜甫是一位心系社稷,悲悯苍生,于颠沛流离中,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而李白,以杜甫那首《饮中八仙歌》,其中四句极写李白的恣纵狂放,肆无忌惮的浪漫精神来看,“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则是一位充满自信,解放个性,于率真生活中追求淋漓痛快的诗人。

因此,无论为文,为诗,为歌,更重要是为人,李白和杜甫,可以算作两条道上的火车,很难走到一起。

然而,公元744年至745年,这两位诗人的运行轨道,有过短暂的交接。

天宝三载(744),李白与杜甫初次相遇,相识,相交往,时在东都洛阳。前两年,李白应朝廷征召入京,初到长安,即与贺知章相见,颇受推重,以贺的名望,复荐之于帝,身价倍增。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授为待诏翰林,拟以擢用。这位文学明星,顿成政治明星,一时间,“王公大人恤颜色,金印紫绶来相趋”,我们这位大诗人,“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还揖二千石”,忙碌得不亦乐乎,开心得也不亦乐乎。我替来到京城闯荡的杜甫想,少不了类似今天那些文学青年、新秀作家来到北京,不能不向那些文学名流、评论大腕、出版巨头、编辑高手致以崇高敬意一样,自然要想办法拜李白这个码头。

一心要匡扶王室、立志疆域的李白,不想仅仅当一个哄皇帝开心的御用文人,正跟唐玄宗李隆基闹情绪,皇帝只要他作诗,不要他干政,诗人激动之馀,打了辞职报告,要求返回山林。那时的杜甫,说来也颇狼狈,科举未成,为宦不得,像在北京厮混的北漂一族,在长安、洛阳,以他的诗名,以他的才情,以他河南人那种质朴,或干谒权贵,或谋事衙门,或打杂蹭饭,或贩药求生。因此,类似科学院院士或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李白,放下身段,能和杜甫来往,某种程度上说,是抬举他。杜甫很当回事,自然可以理解,李白不那么当回事,似乎也可以理解。

尽管李白不怎么把这个小他十岁的年轻诗人太放在心上,但是,《新唐书?杜甫传》称,“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这种状况,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位待诏翰林的情绪。一般来说,文学强者对相对弱于他的对手,比较能够胸怀宽阔,而对势均力敌,存在着绝对年龄优势的对手,通常保持着一种警惧心态,也许在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在心灵深处,这种戒备态势,是会存在的。对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持两人“相知甚深”看法的论者颇多。这些皮相之言,似有未可尽信之处。

因为,文人与文人相处,不会比狼与狼相处更融洽,我指的是心灵深处的,那些最隐藏的特别较劲的方面。

天宝四载(745),李白的报告,李隆基批了,应该说,唐玄宗还是很欣赏李白,也未必不想予以重用,可他左右不了身边的宠幸、枕边的美人,只好“遣金放还”,让诗人体面地离开长安,一路向东走去。正好,杜甫探亲,也来到齐鲁,事有凑巧,两位诗人再次相遇于山东兖州。

也许一个遭遇挫折的人,容易现实一点,也许一个饱受不幸的人,也就在意他人的同情。天性张扬的李白,被一脚踢出长安,再多的遣散费,也安抚不了那极其自尊而受到极其屈辱的心。失落之馀,杜甫的殷勤,“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便是他在这座古城里难得的温馨了,遂与杜甫有了更多的交流。

时年三十四岁的杜甫,对于长他十岁的李白,仰慕之心,不一而足。他们同行同止,同唱同和,同饮同酌,同醉同酣,似乎给杜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当时,还有另一位诗人高适,也和他们在一起。后来,杜甫总是在诗中提到这次齐鲁之行的愉快经历,“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不胜留恋。总之,只不过短短的三年间的两次交往,敬佩其才华,膺服其诗情,钦慕其潇洒,悲悯其遭遇的杜甫,涉及到李白的诗篇有:

《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

《赠李白》(“二年客东都”)

《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饮中八仙歌》

《冬日有怀李白》

《春日忆李白》

《梦李白二首》

《天末怀李白》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不见》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昔游》

《遣怀》

计十四首诗。

尽管,作品数量的多寡,并不能决定两人情谊的深浅,但是——

他对李白诗作的赞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参考资料:参考资料:http://lianzai.china.com/books/html/1683/7824/116387.html

第3个回答  2007-09-23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 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 ,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总之,二十世纪的李白研究无论是生平、思想研究,还是艺术分析、作品整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在特定的时期内,李白研究也曾因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走过弯路。八十年代以后李白研究虽然突飞猛进,但是选题重复、徒有方法之新而无突破之实的现象日益严重。九十年代,真正有份量、有突破、令人为之一振的论著和论文更是越来越少。然而,由于有本世纪李白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作基础,加上更为扎实的治学精神、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更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二十一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会出现更为长足的进步。
第4个回答  2007-09-28
杜甫应其胸怀天下而显得伟大
李白却是偏重个人的豪迈 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有三百六十四天是喝醉酒的 以至于最后想捞水里的月亮 溺水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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