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生平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 1785年生，清朝中期户籍福建侯官县， 祖出莆田九牧林。他为其父林宾日所撰的《诰封通奉大夫江宁布政使显考旸谷府君行状》载：“府君讳宾日，字孟养，号旸谷，系出九牧
林氏，先世由莆田 徙居
福清县之杞店乡，国初再徙省治（福州）。”[1-2] 据考，迁居福清杞店（今海口镇岭兜村）的莆田九牧林一支为林蔇的裔孙宋进士林高德，今岭兜尚存林氏祖祠联：“九牧家声远，文峰世泽长”。正因为林则徐系出九牧，所以他对祖籍地莆田深有感情，与莆田进士郭尚先、陈池养、林扬祖等都有密切交往。
贫苦童年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
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
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长子林鸣鹤（早夭）、次子林则徐、三子林霈霖及八名女儿。
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陈帙瞒住丈夫，偷偷以女红这项手艺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后来，林则徐在其著文
《先妣事略》中忆述：
“逾年，家君入学，旋食廪饩。此后馆谷虽稍充，而食指渐繁，贫如故。先妣工针凿，又善翦彩为草木之花。大者成树，其小至于一茎一叶，皆濯濯有生意。岁可易钱数十缗，遂资其值，以佐家计。不孝姊妹八人，皆以先慈之教，备传其妙。不孝幼随家君之塾，每夕归，则敝庐四壁，短几一檠，读书于斯，女红亦于斯。不孝夜分就寝，而先妣率诸姊妹勤于所事，往往漏尽鸡呜尚未假寝。其他困苦之状，类非恒情所能堪者。不孝见而愀然，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食，辄正色曰：‘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
家计虽不用代劳，但林则徐每天到书塾之前，都会先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贫苦的童年和严格的家教，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和察民疾苦的作风。[3]
接受教育
尽管林则徐家境寒苦，但是林宾日非常重视教育。四岁时，父亲林宾日已将他携入塾中，教以晓字。七岁，已经熟练文体，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早的事。由于林宾日幼时家贫，到十三岁才入书塾，常常被同学嘲笑，为免儿子和自己一样命运，教书时便将他携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听学。
林宾日
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教书先生，教育态度既讲究又开明。他不只重追求学问，还注重品格修养；不求死背，不求体罚，循循善诱，让学生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在他教书的五十年当中，中举或考上进士的多达数十人，最杰出的还是儿子林则徐，他八、九岁时，就在学堂上写出了“海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震惊四座，他在书塾常常以佳作得到奖金，眼见家境依然贫穷，有人曾叫林则徐改业，但林宾日不许，他认为儿子日后必飞黄腾达，名成利就。
林则徐十二岁时，孔庙召童生任佾生，经一轮选拔之后，林则徐当选任佾生，为祭祀乐舞的人员。
林则徐童年家境寒苦，但他得到开明的父亲教导，还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童年是非常快乐的。邻居常常听到林家吃饭时的欢笑声，探看之下，不过是十多个人津津有味吃着豆腐。后来林家以此事来教诲子孙知足常乐的道理。
河南省
永城县知县郑大模有次遇到林则徐，对他文思敏捷留上了心，认为此子必成大器。果然，林则徐十四岁时，就考上秀才。同年，林则徐就与郑大模之女郑淑卿订婚。以当时来说，进士门第出身的郑家千金嫁给家境寒苦的林家秀才，是件罕见的事情。
入读鳌峰书院
鳌峰书院是福建当时的最高学府，入读书院者皆非泛泛之辈。院长是出名敢于蔑视和珅、刚直不阿的教育家郑光策。在郑光策指导之下，林则徐专心向学，写有读书札记《云左山房杂录》，将诸子百家一同兼收。
入读期间，林则徐通过父亲结识汉学家陈寿祺。陈寿祺为人愤世嫉俗，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官场有深刻的思考。他经世匡时之思想对林则徐有潜移默化作用。与他同时入读的还有郑光策女婿梁章巨。两人少时已经交往甚频，加上梁章巨早已接受郑光策“经世致用”之学，加深林则徐“经世致用”之思想，两人同时立下“经国救世”之志。[3] [4]
林雨化事件
林雨化，字希吾，是林则徐的同族长辈，亦是林宾日所创立的真率会的中坚分子，为人正派不阿，不畏权势。他揭发当时的福建按察使钱士椿营私舞弊，遭钱士椿罗织罪名报复，林雨化拒不认罪，钱士椿则迫林雨化父亲代押。结果林雨化被监禁七个月后，遣戍新疆，途中受尽折磨，直到六十岁时获释归乡。
林宾日对林雨化的遭遇感到无限愤慨，林则徐少时已经从父亲口中听闻林雨化事件，希望一见林雨化。在父亲的引见下拜见了林雨化，拜读其著作。之后，林则徐对吏治腐败加深了认识，日后对他的改革吏治有重要作用。
林则徐的家离
南宋抗金将领
李纲之祠不远，结果那里成为他和朋友联谊之所。此后，林则徐特别游览历代爱国者的遗迹，感受到爱国及民族思想的熏陶，后来他和友人梁章巨发起修葺李纲墓地行动，又重修于谦祠墓。[3]
步入仕途
中举成家
嘉庆九年（1804年），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就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郑淑卿为妻，自此林则徐在郑淑卿在世时都没有纳过妾侍，终其一生情深不渝（据林则徐长房后人林鸿汉表示，郑淑卿逝世后林则徐曾续弦再娶）。林则徐逝世后，同治至光绪年间，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特地为林则徐郑淑卿夫妇制作蜡像，成为少数可长期展出的名人蜡像，以表敬意。
年底，新婚燕尔的林则徐离开家人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回乡后就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开班授徒，等待下一次的会试。[5]
张师诚幕僚时期
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则徐担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专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文书记录。那时厦门的走私鸦片问题严重，历任厦门海防同知皆是贪官污吏，外商贿赂成风，无人打击走私。林则徐认识到鸦片问题、烟贩伎俩，开扩视野。其任内他得到汀漳龙道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张师诚招他成自己的幕僚。
张师诚为何选林则徐为幕僚的说法不一，依照林氏家族后人传说，张师诚翻阅各地呈交给他的贺启，发现林则徐的贺启写得最好。那时正值除夕，依惯例各地官员都要向皇帝呈拜折。于是张将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途中诸多刁难，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又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张师诚观察林则徐的修养和态度，只见他认真誊写一遍，非常欣赏他人品及才华，就请他纳入幕僚。
张师诚位极人臣，对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均有所知，他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甚至他在嘉庆十四年八月（1809年9月），镇压海盗蔡牵时亦一同随往，令林则徐间接参与镇压。张师诚事后称赞林则徐：
“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佥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
同年年底，张师诚推荐林则徐父亲林宾日为乐正书院主持，林家经济得以改观。后林则徐又在这年参加
燕京会试，可惜仍是落第，他依然留在张师诚幕府当幕僚。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 年），26 岁的林则徐赴京会考，
殿试高居第二甲第四名，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从此踏上了官宦之途。[4]
官宦之路
任庶吉士
嘉庆十八年五月初九（1813年），林则徐入
翰林院庶常馆任庶吉士。同年九月初七（1813年9月30日），天理教起事，教徒直攻打至京师，林则徐亲睹事态，他后来作书《强忠烈公遗墨后》，纪念当时被教徒处死的
滑县知县强克捷。
林则徐在翰林院度过七年岁月，被派往不同地方工作，但仍是微不足道的小京官。七年期间，他的子女相继出世。嘉庆十九年（1814年）正月初四，长子林汝舟出生；次子林秋柏出生三日而殇；后来长女林尘谭、次女林金鸾（后夭折）亦出生，单较二百两银年俸，根本不足以应付家庭开支。唯有间中在书塾教书，或寄卖自己的书法作品帮补家用。在翰林院期间，他著经济专书《北直水利书》。
林则徐虽不善社交，但他于嘉庆十九年加入了由地位不高的京官组成的宣南诗社，结交黄爵滋、
龚自珍、魏源等人，林则徐成为他们的领袖。
愤而罢官
嘉庆二十一年闰
六月初十日（1816年8月1日），林则徐离开翰林院，往
江西南昌任考官，他父亲林宾日得知此事后，因感怀自己过去的经历，特地致信儿子，要儿子慎选人才。林则徐此后多次任考官期间，均公正严肃的工作，因此在士人之间博得良好的名声，甚至落第的考生皆致信向林则徐讨论请教。林则徐后来记述自己对考官工作的态度：
“则徐典试江西，府君自以踲于场屋，倍知科名之难，屡谕衡文当慎之又慎。已荐之卷，首场三艺当通阅到底，遂篇分评；未荐之卷，亦必逐卷有朱笔批点”。
林则徐如此重视科举，但他的好友龚自珍和魏源见识到科举之弊端严重，认为科举是对人才的埋没和摧残，因此曾为此事争论。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二月，林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河南南岸河堤缺口，河南巡抚琦善办事不力，引发大水灾，林则徐不惧琦善满洲贵族的背景，向嘉庆帝直奏琦善的无能。他为官清廉，不畏权势，行事果敢，不假情面，导致同僚的猜忌、冷嘲热讽，林则徐因此对官场厌倦。道光元年（1821年），那时林宾日病危，以照顅父亲为由辞官而去。
乘船返回家乡期间，妻子郑淑卿在船上诞下三女林普晴，返回福州时，林宾日已病愈。
复职
林宾日陈帙夫妇及家乡的乡亲父老极为反对林则徐辞官的决定，而且在家乡也不知用什么技能求生，唯有不情不愿地再涉官场。他的主师曹振镛、房师沈维鐈一直为林则徐斡旋，道光帝亦知林则徐任内的政绩卓越，特地召见夸赏他，并破格复林则徐职。自此，深受道光帝宠重的林则徐青云直上，终可以一展抱负。
道光三年正月初七（1823年2月17日），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期间澄清江苏吏治，改革审判程序，亲自裁决案件。甚至黑夜潜行，明查暗访，验尸时亦亲自动手。短短在任四个月内，就把江苏的积压案件处理十之八九，被江苏人民称颂为“林青天”。他并认为江苏之风气败怀，全因鸦片害人，于是下令江苏禁烟。
同年夏季，江苏大水灾，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聚集，将成民变，官府照样追税。江苏巡抚韩文琦力主用兵镇压，林则徐极力反对，他乘船前往灾变地区，赈济灾民，平息民愤，恢复社会秩序。
治水
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
道光十年（1830年）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
林则徐苏州石刻像
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榜之谊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
荥阳潘氏统宗谱
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失败而成为替罪羊发配伊犁。潘锡恩，曾任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晚年晋封太子少保，去世后赐谥号“文慎”。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开科取士后，林则徐赫然列居放榜单中第二甲九十二名进士中的第四位，潘锡恩列居第三十五位。中进士后两人都被选任为翰林院庶吉士。其后潘锡恩在任会试同考官后的第二年（1817年）大考中名居第一，其所写的《澄海楼赋》一文深受嘉庆皇帝的欣赏。潘锡恩是位水利专家，主持治（黄）河工程，不仅有治河方面的奏疏，而且还写过《畿辅水利》等专著。因为这些原因，林则徐对潘锡恩的学问和人品很是钦佩，两人交情深厚。这两位彪炳史册的人物是同榜也是知己，在清朝嘉庆、道光时期曾有一段不平凡的交往。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写了一封致潘锡恩的信。
信中提到广州的夷务是一件棘手的事，林则徐为不负重任，殚精竭虑，但内无可用之才，外则海防吃重，所以“须鬓皓然”。信接下来是对潘锡恩所辖江南河道的关切，提醒他治理河道中的薄弱环节：“惟杨庄坝与双金闸，未免费神耳。”信末提及其他的好友。林则徐在公务冗杂之余，流露出的对友人的云树之思令人动容。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因战事不利清政府求和，道光帝下旨斥责林则徐在广东“办理不善”，56岁的林则徐被贬至伊犁。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林则徐到达永昌水泉驿收到家书，从中了解到中英“和议一事”，又收到陕甘总督富呢扬阿抄来的京信。因信息渠道不畅，林则徐有“不知现在究何为也”的茫然。跌入人生谷底的林则徐苦闷至极，他想到了自己的故交潘锡恩、王莲舟等人，这些人是他困苦时候最温暖的慰藉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冬林则徐又于伊犁修书信一封。
这时林则徐的心态与在广州要大有作为的表白大相径庭，信的主格调是消极的。对自己的境况一笔带过，转而是对潘锡恩的赞许和挂念。信的重点是谢绝在京诸友对自己的赎救。林则徐认为自己在洋务一事上是处置不力，“罪所应得，赎之一字不取言亦不忍言，况且一切皆关定数”，不能遽而上达，唐突圣上。林则徐尤其感激潘锡恩在其中的组织发动、解囊赎锾之举，林则徐知道潘锡恩在1829年因获罪而赔补的钱款还未能还清，自顾不暇，“正弟所代为蹙额，乃犹于涸辙中相濡以沫，使弟何以自安”，又宽慰对方，在需要用得上钱财的时候他是会毫不客气开口的。林则徐不小心还是在信末表达了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三十年同谱，殆若星辰，白首怀人，只增感喟。”
清代方浚师所著的《蕉轩随录》中有一副林则徐赠潘锡恩的对联：“三策治河书，纬武经文，永作江淮保障；一篇澄海赋，掞天藻地，蔚为华国文章。”这副对联高度概括了潘锡恩的平生伟业：潘锡恩提出的治（黄）河三策，是其生平得力之作；在御前考试时所写的《澄海楼赋》，光照天地，蔚为华章，这是林则徐对潘锡恩一生功业的最高肯定和褒奖。
辉煌岁月
林则徐纪念邮票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道光十八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到广州的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驭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7]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采取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义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1839年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收缴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地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操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 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严厉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广州禁烟
1838年9月，林则徐在两湖总督任内向道光皇帝上书言事，痛陈西方国家对我国大量倾悄鸡片的危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读后深为所动， 即于同年12 月31 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使粤查禁鸦片。[8]
在广州禁止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为抗击鸦片侵略，战胜敌人，他进行了大量的“师夷之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
对联云：“小队出郊峒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见萨嘉榘辑：《林则徐联句类集》卷1〕林则徐的对联，措词磊落，充满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它凝成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东较场上练武的官兵们，成为官兵刻苦训练的精神动力。
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
林则徐向清朝道光皇帝奏报收缴鸦片情况奏折
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起，至1840年10月清廷革林则徐两广总督职止，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抗英军事斗争共19个月。
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
横遭诬陷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是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不久，林则徐过55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不久，林则徐先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 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是妥协派的骨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陷害和打击林则徐的机会。他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博尔济吉特·琦善的审问和发落。1841年5月1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打了败仗。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 “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9]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镇压刀客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后，便上书皇帝，宣称陕西“ 东北毗连晋豫，西南壤接川甘，道路纷歧，奸究易于出没。如佩执凶器之刀匪，此拿彼逃，最为民害” 。并表示决心要把“ 除暴安良” 、“ 严缉捕以靖地方”，作为接任陕西巡抚后的“ 首务” 。当时刀客的活动主要在关中地区，尤以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带最盛行。他们“ 有窝巢以为藏身之固， 有器械以为抵御之资” 。所以“ 不独兵役避其凶锋”，即州县营员亦“ 惜费惮劳” ， “ 望而却步”。林则徐上任后， 对地方官吏兵勇的所谓“ 锢习” ，首先是“ 剖析开导， 务令极力破除”， 增强他们“ 缉匪” 的勇气和信心，然后以“ 马得讽纠众夺犯伤差案”，从渭南刀客下手。此案原发生在五、.六月间，七、八月林正式接任后，便“ 亲提研鞠”，除判首犯马得讽以斩刑、“ 就地正法” 外， 而将刀客赵恩科子、史双儿等人，“ 不分首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 。到是年底，由于林则徐积极督剿，在关中东部各县，以及陕北的安塞等县，又相继缉获146 人，其中明确称为“ 刀匪” 的有46人， 均从严惩处 。对林则徐积极镇压刀客的行动， 道光帝朱批“ 所办甚好”，大加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