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生平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 1785年生,清朝中期户籍福建侯官县, 祖出莆田九牧林。他为其父林宾日所撰的《诰封通奉大夫江宁布政使显考旸谷府君行状》载:“府君讳宾日,字孟养,号旸谷,系出九牧
林氏,先世由莆田 徙居
福清县之杞店乡,国初再徙省治(福州)。”[1-2] 据考,迁居福清杞店(今海口镇岭兜村)的莆田九牧林一支为林蔇的裔孙宋进士林高德,今岭兜尚存林氏祖祠联:“九牧家声远,文峰世泽长”。正因为林则徐系出九牧,所以他对祖籍地莆田深有感情,与莆田进士郭尚先、陈池养、林扬祖等都有密切交往。
贫苦童年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
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
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长子林鸣鹤(早夭)、次子林则徐、三子林霈霖及八名女儿。
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陈帙瞒住丈夫,偷偷以女红这项手艺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后来,林则徐在其著文
《先妣事略》中忆述:
“逾年,家君入学,旋食廪饩。此后馆谷虽稍充,而食指渐繁,贫如故。先妣工针凿,又善翦彩为草木之花。大者成树,其小至于一茎一叶,皆濯濯有生意。岁可易钱数十缗,遂资其值,以佐家计。不孝姊妹八人,皆以先慈之教,备传其妙。不孝幼随家君之塾,每夕归,则敝庐四壁,短几一檠,读书于斯,女红亦于斯。不孝夜分就寝,而先妣率诸姊妹勤于所事,往往漏尽鸡呜尚未假寝。其他困苦之状,类非恒情所能堪者。不孝见而愀然,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食,辄正色曰:‘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
家计虽不用代劳,但林则徐每天到书塾之前,都会先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贫苦的童年和严格的家教,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和察民疾苦的作风。[3]
接受教育
尽管林则徐家境寒苦,但是林宾日非常重视教育。四岁时,父亲林宾日已将他携入塾中,教以晓字。七岁,已经熟练文体,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早的事。由于林宾日幼时家贫,到十三岁才入书塾,常常被同学嘲笑,为免儿子和自己一样命运,教书时便将他携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听学。
林宾日
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教书先生,教育态度既讲究又开明。他不只重追求学问,还注重品格修养;不求死背,不求体罚,循循善诱,让学生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在他教书的五十年当中,中举或考上进士的多达数十人,最杰出的还是儿子林则徐,他八、九岁时,就在学堂上写出了“海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震惊四座,他在书塾常常以佳作得到奖金,眼见家境依然贫穷,有人曾叫林则徐改业,但林宾日不许,他认为儿子日后必飞黄腾达,名成利就。
林则徐十二岁时,孔庙召童生任佾生,经一轮选拔之后,林则徐当选任佾生,为祭祀乐舞的人员。
林则徐童年家境寒苦,但他得到开明的父亲教导,还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童年是非常快乐的。邻居常常听到林家吃饭时的欢笑声,探看之下,不过是十多个人津津有味吃着豆腐。后来林家以此事来教诲子孙知足常乐的道理。
河南省
永城县知县郑大模有次遇到林则徐,对他文思敏捷留上了心,认为此子必成大器。果然,林则徐十四岁时,就考上秀才。同年,林则徐就与郑大模之女郑淑卿订婚。以当时来说,进士门第出身的郑家千金嫁给家境寒苦的林家秀才,是件罕见的事情。
入读鳌峰书院
鳌峰书院是福建当时的最高学府,入读书院者皆非泛泛之辈。院长是出名敢于蔑视和珅、刚直不阿的教育家郑光策。在郑光策指导之下,林则徐专心向学,写有读书札记《云左山房杂录》,将诸子百家一同兼收。
入读期间,林则徐通过父亲结识汉学家陈寿祺。陈寿祺为人愤世嫉俗,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官场有深刻的思考。他经世匡时之思想对林则徐有潜移默化作用。与他同时入读的还有郑光策女婿梁章巨。两人少时已经交往甚频,加上梁章巨早已接受郑光策“经世致用”之学,加深林则徐“经世致用”之思想,两人同时立下“经国救世”之志。[3] [4]
林雨化事件
林雨化,字希吾,是林则徐的同族长辈,亦是林宾日所创立的真率会的中坚分子,为人正派不阿,不畏权势。他揭发当时的福建按察使钱士椿营私舞弊,遭钱士椿罗织罪名报复,林雨化拒不认罪,钱士椿则迫林雨化父亲代押。结果林雨化被监禁七个月后,遣戍新疆,途中受尽折磨,直到六十岁时获释归乡。
林宾日对林雨化的遭遇感到无限愤慨,林则徐少时已经从父亲口中听闻林雨化事件,希望一见林雨化。在父亲的引见下拜见了林雨化,拜读其著作。之后,林则徐对吏治腐败加深了认识,日后对他的改革吏治有重要作用。
林则徐的家离
南宋抗金将领
李纲之祠不远,结果那里成为他和朋友联谊之所。此后,林则徐特别游览历代爱国者的遗迹,感受到爱国及民族思想的熏陶,后来他和友人梁章巨发起修葺李纲墓地行动,又重修于谦祠墓。[3]
步入仕途
中举成家
嘉庆九年(1804年),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就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郑淑卿为妻,自此林则徐在郑淑卿在世时都没有纳过妾侍,终其一生情深不渝(据林则徐长房后人林鸿汉表示,郑淑卿逝世后林则徐曾续弦再娶)。林则徐逝世后,同治至光绪年间,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特地为林则徐郑淑卿夫妇制作蜡像,成为少数可长期展出的名人蜡像,以表敬意。
年底,新婚燕尔的林则徐离开家人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回乡后就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开班授徒,等待下一次的会试。[5]
张师诚幕僚时期
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则徐担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专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文书记录。那时厦门的走私鸦片问题严重,历任厦门海防同知皆是贪官污吏,外商贿赂成风,无人打击走私。林则徐认识到鸦片问题、烟贩伎俩,开扩视野。其任内他得到汀漳龙道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张师诚招他成自己的幕僚。
张师诚为何选林则徐为幕僚的说法不一,依照林氏家族后人传说,张师诚翻阅各地呈交给他的贺启,发现林则徐的贺启写得最好。那时正值除夕,依惯例各地官员都要向皇帝呈拜折。于是张将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途中诸多刁难,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又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张师诚观察林则徐的修养和态度,只见他认真誊写一遍,非常欣赏他人品及才华,就请他纳入幕僚。
张师诚位极人臣,对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均有所知,他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甚至他在嘉庆十四年八月(1809年9月),镇压海盗蔡牵时亦一同随往,令林则徐间接参与镇压。张师诚事后称赞林则徐:
“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佥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
同年年底,张师诚推荐林则徐父亲林宾日为乐正书院主持,林家经济得以改观。后林则徐又在这年参加
燕京会试,可惜仍是落第,他依然留在张师诚幕府当幕僚。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 年),26 岁的林则徐赴京会考,
殿试高居第二甲第四名,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从此踏上了官宦之途。[4]
官宦之路
任庶吉士
嘉庆十八年五月初九(1813年),林则徐入
翰林院庶常馆任庶吉士。同年九月初七(1813年9月30日),天理教起事,教徒直攻打至京师,林则徐亲睹事态,他后来作书《强忠烈公遗墨后》,纪念当时被教徒处死的
滑县知县强克捷。
林则徐在翰林院度过七年岁月,被派往不同地方工作,但仍是微不足道的小京官。七年期间,他的子女相继出世。嘉庆十九年(1814年)正月初四,长子林汝舟出生;次子林秋柏出生三日而殇;后来长女林尘谭、次女林金鸾(后夭折)亦出生,单较二百两银年俸,根本不足以应付家庭开支。唯有间中在书塾教书,或寄卖自己的书法作品帮补家用。在翰林院期间,他著经济专书《北直水利书》。
林则徐虽不善社交,但他于嘉庆十九年加入了由地位不高的京官组成的宣南诗社,结交黄爵滋、
龚自珍、魏源等人,林则徐成为他们的领袖。
愤而罢官
嘉庆二十一年闰
六月初十日(1816年8月1日),林则徐离开翰林院,往
江西南昌任考官,他父亲林宾日得知此事后,因感怀自己过去的经历,特地致信儿子,要儿子慎选人才。林则徐此后多次任考官期间,均公正严肃的工作,因此在士人之间博得良好的名声,甚至落第的考生皆致信向林则徐讨论请教。林则徐后来记述自己对考官工作的态度:
“则徐典试江西,府君自以踲于场屋,倍知科名之难,屡谕衡文当慎之又慎。已荐之卷,首场三艺当通阅到底,遂篇分评;未荐之卷,亦必逐卷有朱笔批点”。
林则徐如此重视科举,但他的好友龚自珍和魏源见识到科举之弊端严重,认为科举是对人才的埋没和摧残,因此曾为此事争论。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二月,林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河南南岸河堤缺口,河南巡抚琦善办事不力,引发大水灾,林则徐不惧琦善满洲贵族的背景,向嘉庆帝直奏琦善的无能。他为官清廉,不畏权势,行事果敢,不假情面,导致同僚的猜忌、冷嘲热讽,林则徐因此对官场厌倦。道光元年(1821年),那时林宾日病危,以照顅父亲为由辞官而去。
乘船返回家乡期间,妻子郑淑卿在船上诞下三女林普晴,返回福州时,林宾日已病愈。
复职
林宾日陈帙夫妇及家乡的乡亲父老极为反对林则徐辞官的决定,而且在家乡也不知用什么技能求生,唯有不情不愿地再涉官场。他的主师曹振镛、房师沈维鐈一直为林则徐斡旋,道光帝亦知林则徐任内的政绩卓越,特地召见夸赏他,并破格复林则徐职。自此,深受道光帝宠重的林则徐青云直上,终可以一展抱负。
道光三年正月初七(1823年2月17日),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期间澄清江苏吏治,改革审判程序,亲自裁决案件。甚至黑夜潜行,明查暗访,验尸时亦亲自动手。短短在任四个月内,就把江苏的积压案件处理十之八九,被江苏人民称颂为“林青天”。他并认为江苏之风气败怀,全因鸦片害人,于是下令江苏禁烟。
同年夏季,江苏大水灾,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聚集,将成民变,官府照样追税。江苏巡抚韩文琦力主用兵镇压,林则徐极力反对,他乘船前往灾变地区,赈济灾民,平息民愤,恢复社会秩序。
治水
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
道光十年(1830年)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
林则徐苏州石刻像
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榜之谊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
荥阳潘氏统宗谱
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失败而成为替罪羊发配伊犁。潘锡恩,曾任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晚年晋封太子少保,去世后赐谥号“文慎”。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开科取士后,林则徐赫然列居放榜单中第二甲九十二名进士中的第四位,潘锡恩列居第三十五位。中进士后两人都被选任为翰林院庶吉士。其后潘锡恩在任会试同考官后的第二年(1817年)大考中名居第一,其所写的《澄海楼赋》一文深受嘉庆皇帝的欣赏。潘锡恩是位水利专家,主持治(黄)河工程,不仅有治河方面的奏疏,而且还写过《畿辅水利》等专著。因为这些原因,林则徐对潘锡恩的学问和人品很是钦佩,两人交情深厚。这两位彪炳史册的人物是同榜也是知己,在清朝嘉庆、道光时期曾有一段不平凡的交往。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写了一封致潘锡恩的信。
信中提到广州的夷务是一件棘手的事,林则徐为不负重任,殚精竭虑,但内无可用之才,外则海防吃重,所以“须鬓皓然”。信接下来是对潘锡恩所辖江南河道的关切,提醒他治理河道中的薄弱环节:“惟杨庄坝与双金闸,未免费神耳。”信末提及其他的好友。林则徐在公务冗杂之余,流露出的对友人的云树之思令人动容。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因战事不利清政府求和,道光帝下旨斥责林则徐在广东“办理不善”,56岁的林则徐被贬至伊犁。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林则徐到达永昌水泉驿收到家书,从中了解到中英“和议一事”,又收到陕甘总督富呢扬阿抄来的京信。因信息渠道不畅,林则徐有“不知现在究何为也”的茫然。跌入人生谷底的林则徐苦闷至极,他想到了自己的故交潘锡恩、王莲舟等人,这些人是他困苦时候最温暖的慰藉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冬林则徐又于伊犁修书信一封。
这时林则徐的心态与在广州要大有作为的表白大相径庭,信的主格调是消极的。对自己的境况一笔带过,转而是对潘锡恩的赞许和挂念。信的重点是谢绝在京诸友对自己的赎救。林则徐认为自己在洋务一事上是处置不力,“罪所应得,赎之一字不取言亦不忍言,况且一切皆关定数”,不能遽而上达,唐突圣上。林则徐尤其感激潘锡恩在其中的组织发动、解囊赎锾之举,林则徐知道潘锡恩在1829年因获罪而赔补的钱款还未能还清,自顾不暇,“正弟所代为蹙额,乃犹于涸辙中相濡以沫,使弟何以自安”,又宽慰对方,在需要用得上钱财的时候他是会毫不客气开口的。林则徐不小心还是在信末表达了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三十年同谱,殆若星辰,白首怀人,只增感喟。”
清代方浚师所著的《蕉轩随录》中有一副林则徐赠潘锡恩的对联:“三策治河书,纬武经文,永作江淮保障;一篇澄海赋,掞天藻地,蔚为华国文章。”这副对联高度概括了潘锡恩的平生伟业:潘锡恩提出的治(黄)河三策,是其生平得力之作;在御前考试时所写的《澄海楼赋》,光照天地,蔚为华章,这是林则徐对潘锡恩一生功业的最高肯定和褒奖。
辉煌岁月
林则徐纪念邮票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道光十八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到广州的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驭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7]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采取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义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1839年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收缴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地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操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 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严厉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广州禁烟
1838年9月,林则徐在两湖总督任内向道光皇帝上书言事,痛陈西方国家对我国大量倾悄鸡片的危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读后深为所动, 即于同年12 月31 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使粤查禁鸦片。[8]
在广州禁止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为抗击鸦片侵略,战胜敌人,他进行了大量的“师夷之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
对联云:“小队出郊峒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见萨嘉榘辑:《林则徐联句类集》卷1〕林则徐的对联,措词磊落,充满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它凝成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东较场上练武的官兵们,成为官兵刻苦训练的精神动力。
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
林则徐向清朝道光皇帝奏报收缴鸦片情况奏折
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起,至1840年10月清廷革林则徐两广总督职止,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抗英军事斗争共19个月。
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
横遭诬陷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是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不久,林则徐过55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不久,林则徐先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 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是妥协派的骨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陷害和打击林则徐的机会。他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博尔济吉特·琦善的审问和发落。1841年5月1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打了败仗。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 “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9]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镇压刀客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后,便上书皇帝,宣称陕西“ 东北毗连晋豫,西南壤接川甘,道路纷歧,奸究易于出没。如佩执凶器之刀匪,此拿彼逃,最为民害” 。并表示决心要把“ 除暴安良” 、“ 严缉捕以靖地方”,作为接任陕西巡抚后的“ 首务” 。当时刀客的活动主要在关中地区,尤以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带最盛行。他们“ 有窝巢以为藏身之固, 有器械以为抵御之资” 。所以“ 不独兵役避其凶锋”,即州县营员亦“ 惜费惮劳” , “ 望而却步”。林则徐上任后, 对地方官吏兵勇的所谓“ 锢习” ,首先是“ 剖析开导, 务令极力破除”, 增强他们“ 缉匪” 的勇气和信心,然后以“ 马得讽纠众夺犯伤差案”,从渭南刀客下手。此案原发生在五、.六月间,七、八月林正式接任后,便“ 亲提研鞠”,除判首犯马得讽以斩刑、“ 就地正法” 外, 而将刀客赵恩科子、史双儿等人,“ 不分首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 。到是年底,由于林则徐积极督剿,在关中东部各县,以及陕北的安塞等县,又相继缉获146 人,其中明确称为“ 刀匪” 的有46人, 均从严惩处 。对林则徐积极镇压刀客的行动, 道光帝朱批“ 所办甚好”,大加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