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反对个人崇拜、纠正“左”的错误而开展的一次全国性思想解放的讨论。1976年10月，为害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党内仍有人继续坚持“左”的方针，阻挠对过去的“左”的错误所进行的拨乱反正。
华国锋在10月26日提出：“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过的、讲过的不能批”。汪东兴把这个观点写入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至此形成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实际上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维护过去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了新的个人崇拜。“两个凡是”的观点受到了人们的抵制。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是针对“两个凡是”而言的。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再次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说，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
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为人民所接受和肯定。
这场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理论准备，对于端正思想路线，纠正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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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此后，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并多次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前，《人民日报》和不少报纸以及社会舆论已经就教育上“两个估计”问题、所谓“文艺黑线”问题、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天安门群众运动等，强烈地提出拨乱反正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与斗争。
《光明日报》参加了这些争论。不少同志感到有必要根据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写一篇比较全面的关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文章。
同年12月，中央党校研究编写一个党史材料时，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明确提出编写要求：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校学习的不少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当时正在党校高级班学习的杨西光同志，参与了这些讨论。
同年，《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组组长王强华出差去南京开会。会上，请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为《哲学》专刊撰稿。胡福明翻阅了大量资料，大约在1977年秋季，完成了两篇稿子，其中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作了多次修改。
1978年4月，经过作者和编辑部反复修改的这篇文章拼在了《哲学》专刊上准备发表。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大样时决定，将文章撤下来，进一步修改后在一版发表。发表前，杨西光将作者胡福明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哲学》专刊负责人王强华召集到一起研究修改。
文章经他们反复修改，再经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同志修改，于4月27日定稿，由吴江同志送胡耀邦同志审阅。在修改过程中，杨西光与吴江同志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在《光明日报》发表。这个考虑，经吴江同志请示胡耀邦同志，得到胡耀邦同志批准。
同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6] 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