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的新闻生涯虽然短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他说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已在西南响起，而在遥远的异乡、大洋彼岸，黄远生却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般地划落了。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之后，阅读他那些吸引过、打动过无数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划落前刹那的光华。
一
1915年12月27日晚，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一声枪响，年仅32岁的中国记者黄远生倒在血泊之中。他遇害的噩耗传来，海内震惊；他的死因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暗杀者到底是谁，暗杀出于何故，曾经成了一个谜。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以他卓越的才华和首创的新闻文体———通讯而名满天下，被戈公振誉为“报界之奇才”。他的新闻思想和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以笔为枪反对专制黑暗、为争取社会进步而不倦奋斗的经历和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至今仍感动着后来者。
黄远生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政局动荡、新旧思潮交汇的时期。他17岁进南浔公学就读时，常写下自认为大逆不道的“悖谬之文字”，热烈地谈论革命、自由、民权等字眼。他和同学在《中外日报》电贺南洋公学学生的罢课运动，恭贺他们“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他自己后来却主动投考南洋公学。对此他曾自我解嘲：“昔日电贺他人之脱离专制，今乃自己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他一方面热衷新学，另一方面又一再踏入科举的陷阱。他16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21岁即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可谓春风得意。铺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条坦途，可他却不愿做官，经再三请求被派往日本留学，进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同时学习英文、日文。
1909年，他学成回国，被授予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官等职，他也常给《东方杂志》等京、沪报刊写稿。同乡李盛铎（1905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的一席话对他下决心做职业记者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洋方面那些熟识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的撰述人员。你如果做个新闻记者，那一定是个名记者。”辛亥革命后，他立意告别官场，不做官、不做议员，自愿做一个记者、律师。他之所以不愿做官，而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奔走呼号，为社会鸣不平，就是期望在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通过改造自己去改造社会。
他中过进士，留过学，新、旧学贯通，又做过清廷的官儿，对国际时事和国内政治都十分熟悉。他先后担任过上海著名的《时报》《申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等报刊特约通讯员或撰述，比一般“访员”有更多的便利。他的笔下以政治、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的记载和评论为主，其中包含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和批评。
他社会交往广阔，平易近人，博闻强记，健谈工辩，他的性情近于消极，却并不颓唐。他在聊天时一旦有了感触，能立即动笔写论说或通讯，一挥而就。他的文字和他的为人一样，天真活泼，有什么说什么，质朴、亲切、自然，什么样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谈话，到了他的笔下都那么有条有理，或触类旁通，引申出许多深刻的道理来。
他在赴美途中写的《国人之公毒》，认为辛亥革命后政治专制依旧，官场腐败依旧，人心颓唐依旧，在于中国专制传统长久、科举制度流毒至深，没有真正探讨新学问，没有睁眼看清世界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他的结论是：“（一）负面，笼统，故专制，故武断，故尚形式，故沉滞，故腐败。（二）正面，明画，故怀疑，故研究，故自由，故实验，故改良，故进步。”①揭露这个“负面”、展现“正面”，就是他从事新闻事业的动机。
虽然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不过三四年时间，但在新闻界早已名声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同被誉为“新闻界三杰”。梁启超的《中国三少年》一文曾对民初三个年轻人大加赞赏，第一人就是他，其余二人是张君劢和蓝公武。梁漱溟称他“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②。他的政论，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犀利深刻，深入浅出，京、沪各大报争相载阅；他的通讯，生动活泼，发人深省，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新闻文体；他的采访，消息灵通，才思敏捷，笔势纵横，为新闻界所称颂；他的办报思想，要求资料确凿，判断切实，指斥时弊。他身后搜集整理的《远生遗著》四卷包括论说、通讯、时评、杂著等共223篇，其中通讯153篇，占了2／3。他的通讯是民初政治风云真实而详尽的记录，既是新闻，也是信史，对研究民初政治史、财政史、外交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友人在纪念他时说：“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二
黄远生在《庸言》《少年中国》《东方》等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明确表达了他的办报思想：主持公理，指斥时弊。在《少年中国之自白》文中，他主张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回忆辛亥革命前虽然“文字祸烈，专制淫威”“酷法严刑”，尚能“指斥权贵”，不料到了民国，讲真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反而不及当年，禁不住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慨叹。在为《亚细亚报》创刊周年写的《祝之欤诅之欤》中，他直截了当地说那些不揭露社会黑暗、不为人民说话而“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比起农夫“实在是刍狗之辈”。
他在新闻报道上力求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在为《庸言》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中他指出：“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盖吾人此后所发表者，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之多。”在《三大势力之警告》《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力之别》等文中，他没有因为当时隶属进步党、朋友中进步党人居多而袒护进步党，他在比较进步、国民两党之后，认为进步党之弊在于“保守”；对袁世凯，他指出：“扶植个人之势力……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他主张记者要善于调查研究、认真思考，敢于讲真话，互相尊重彼此人格，反对凭空杜撰和诬陷无辜，他提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他一贯不轻信，不盲从，不凭道听途说，而是深入采访。其观察之敏锐、调查之细致，令人感叹不已。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二十一条”，他写了《日本人之心心念念》《中日交涉近闻》《日人欲以我为墨西哥耶》等通讯；袁向各国借款，他写的《大借款波折详记》《借款里面之秘密》《借款内脉之解剖》《断送蒙古声中的大借款》《痛苦之新年》《惨痛之外交》《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一系列通讯，都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之上。
三
黄远生首创了通讯这一独立的新闻文体，并成功地运用这一文体进行新闻报道，这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更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新闻体裁，他当时采用的大部分是日记体，他在《新闻日记》开场白中说每日以日记体登通讯一篇：“是日有独特之新闻则纪新闻，无新闻则取内外之新闻而评论之，至并评论之新闻而无之时，则以吾自身为此通信之主人翁，吾所怀之感想，吾友朋之谈话，乃至吾夙昔所记忆之零星琐碎，皆一一笔之，又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做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黄流沙《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宋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都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黄天鹏在《新闻学概论》中也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他追求通俗活泼的文风，一扫黑压压几千年形成的暮气，打破了晦涩深奥、矫饰造作的积弊。他主张写实，在《消极之乐观》一文中说：“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他把文学手法引进了新闻写作，如《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乔装打扮之内阁》《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单是标题就奇特新颖。在他的笔下，政治外交的内幕、统治者的暴戾、侵略者的凶悍、流亡者的痛苦、饥民的哀号、妓女的辛酸泪……一一跃然纸上。有人甚至称他为“印象派大师”“后世报告文学草创的鼻祖”。
他的通讯亦庄亦谐、绘声绘色，有着鲜明的特色。他写的大多是政坛上的人和事，因为他深知其中的腐败与黑暗，随见、随听、随感、随议，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所以无论是写“开国大典”还是议会党争，或是社会新闻，无不嬉笑怒骂，淋漓尽致，如《喜喜日日记》《外交部之厨子》等，刻画人物则“须眉毕现，影无遁形”，针砭时弊则“发聩振聋，暮鼓晨钟”，对民众的启迪实在不下于政论、时评。他说：“文艺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余既不能修饰其思想，则亦不能修饰其文字，若真有见之发怒而冷笑者，则即余文之价值也。”
由于他的通讯鞭辟入里，妙语天成，所以名声鹊起，一时有洛阳纸贵之誉。邹韬奋评论他的文风“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由他创造、使用的通讯文体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采用。他活跃在中国新闻界的短短四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旧交替，希望与绝望并存，黑暗与混乱没有结束，光明和安定没有到来，他和无数关心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一样，苦苦地探索着出路。正是在那样的大时代，他登上新闻界的舞台，挥动三寸羊毫，成为反对社会黑暗和政治专制的斗士。他说：“我国之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面对内忧外患，他写下了《我意今尚非高谈建设之时》。他的报道以财政、外交两方面的问题居多，他认为大借款是“饮鸠止渴”，警告当政者不要做“亡国之罪人”，正告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官僚之侵蚀如故，独夫之荼毒如故”“袁世凯作总统固无效，袁世凯即使有人推戴作皇帝，亦决无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之日趋险恶，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命运可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他对“置多数人民利害于不顾”“私人利害重于国家”的“党争”“党祸”深恶痛绝，主张“不许此两派私人之势力，假政治为口实，而相与赌民国之基础为胜负”，要重在讨论与国家前途有关的政治、法律问题。
他在《新旧思想之冲突》文中说：“吾国秦汉以来，推崇一尊，排斥异说，闭关自守，习常蹈故，以至今日，余焰不死。”“吾国所有一切现象，莫非八股。”“政治家无主张以战胜舆论，则最后之手段，惟有专制。”他痛心疾首，不断揭露袁世凯“扶植个人之势力”“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天下以袁门为最多”“国体既变，而专制之官样文章，则愈接愈厉”。
他的《官迷论》专门分析了专制官僚体制下的社会心理病———“官迷病”，认为官迷的由来是由于政治腐败，“民国时代之内外纷纷以争权夺利为诟病。争者何权，官权是也。夺者何利，官利是也。有直接而争者，有间接而争者，有用旧势力旧资格而争者，有用新势力新资格而争者。”“而恶劣之心理，遂影响于一切政治。”“今有官迷，则社会之人，各欲奴隶人而鱼肉人，则其去政治之轨道也远已。”无论是分析现实，还是概括历史都是入木三分。
他说：“以中国社会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大抵人之一身，为其祖父之奴隶，为其家族之奴隶，为其亲党之奴隶，为其同乡之奴隶……忍！忍！忍！一切皆忍，是可名为忍的笼统主义。故由家而国，乃以相忍为国也。”正是他看到了社会的积弊，所以他主张批评、怀疑、比较以至必要的破坏，主张尽快冲破过渡时期的悲哀和彷徨，打碎“往日所奉为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而以“同等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起而代兴”。这是历史转折关头超前、清醒、理性的声音。面对民国初年的黑暗，他在《忏悔录》结尾清楚地提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社会者，国家之根柢也；个人者，社会之根柢也。”因此他大声提倡“个人修养”“独立自尊”“神圣职业”“人格主义”。这些见解即使放在今天依然让人触目惊心，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是他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
四
黄远生被暗杀前夕在《东方》杂志发表《反省》一文称：“世间一切唯心所造，故历史乃人类心灵之所集成。”他以自己敏感的心灵体会到社会的不平、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暴戾。“一方面警告袁总统勿惯用此等恶辣政策，一方面警告今日社会之贤者，勿自甘为游民，而为人所利用也。夫必有独立之生计，而后其人乃能独立自尊。然生计之道，在勤俭而寡欲。故夫哲人有言，寡欲者改革家之要素。今日社会，第一当去奢存朴，第二在独立生计，第三益以必要之道德，第四独立自尊”。他自己就实践了这样的人生理想，他摆脱官场的诱惑，甘愿做一个记者，首先是作为“独立之生计”，寻求经济自立。也只有不依附于权力或任何特殊势力，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独立自尊的人格，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
他非常不满袁世凯不尊重法律的暴虐统治，而主张法治，提倡人权，认为：“人人服从相当之法律……袁总统泄溺于途，警察得而执之，罚金几角至几元，乃与吾辈等。”对这个在日本学法律、中国最早期的律师来说，追求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但这些在古老的中国只是水月镜花，所以他说律师不可为，一是没有司法独立，二是社会误解，三是律师流品太杂。
他早年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曾参加过进步党，目睹了民初党争的祸害，他认为政党是“万恶之傀儡”，因此在1913年登报公开声明不参加任何政党，“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他决心靠自己手中的笔独立奋斗，以保持新闻记者超然的地位。他一再痛斥各政党只知一党之私，不以国脉民命为念，认为政党的作用只是误国。这些直率无忌的言论只能招来各党派的忌恨，说他后来为中华革命党派人所杀也没什么奇怪。
虽然他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称袁“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还举出袁的“五点长处”，给袁上过条陈，但和那些趋炎附势、利欲熏心、献媚邀宠者不同。袁称帝的阴谋尚在酝酿之时，他即在《申报》的“京华通讯”专栏做了一些大胆披露和警告。1915年，袁称帝的呼声甚嚣尘上，鉴于黄远生在舆论界的声望，袁指使人直接找他，要他写一篇表态支持帝制文章。他为此苦恼不已，拖了七八天，袁那边天天催逼，无奈之下他只好写了一篇语意模糊、似是而非、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以应付。对此，他后来曾两次致函《甲寅》杂志（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直言不讳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之情状。”“表示渴望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事（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即虽有违心之处，仍坚持了不得改变国体的大原则，可说‘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③这样的文章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又叫人逼他重写，试图以种种手段迫他变节入其毂中。他进退维谷，陷于痛苦之中，知道这文章不能再写，写了，有违他的道德、良心，不写袁党的人决不会放过他，事后他曾以“图穷匕见”来形容当时的处境。这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在权势和良心之间他最终选择了良心，9月3日，他仓皇离开北京，只身南下上海。
当时，上海各报赫然登着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沪版）的预告，说黄远生是该报主笔，袁的人还到处散布他赞成帝制的说法，他发表《黄远生致〈大陆报〉书》予以澄清：“《大陆报》曾刊载新闻说远生已担任《亚细亚日报》主笔，实际系传闻之误。”同时，他在上海各大报登出《黄远庸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④《申报》把他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9天。这一启事，对袁的打击不小。
不久，他就动身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⑤。他临行前发表的《忏悔录》充满了内心的痛苦与挣扎，灵魂与躯壳的冲突，他说一身分为二截，一是“傀儡”，一是“他人之眼光”。这种人格分裂多年来一直折磨他的精神，他的自责“痛切而真实”，他的忏悔出自真诚。在给《甲寅》的公开信中，他表示：“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⑥在权势者一手遮天的中国，做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独立记者谈何容易，他彷徨过，痛苦过，他不想得罪袁世凯，所以才写了那篇模棱两可的文章，最终也过不了关。所以，他只能憧憬着在异国他乡“一意做人”，开始全新的生活。
不料几个月后，他在旧金山遭暗杀殒命。直到1985年，广州博物馆前馆长黄流沙掌握确凿证据，才揭开黄远生被杀之谜：他是被中华革命党旅美支部派人刺杀的。国民党极力遮掩这一真相。其实，事发当时，旧金山的报纸就有报道。
他的新闻生涯虽然短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虽文笔犀利、闪烁着锋芒，但他一生中少有私敌，他死后国内各大报刊都做了显著报道，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始终怀念他。直到他被害12年后，1927年12月，北京新闻学会还专门召开纪念会。
有人说他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已在西南响起，而在遥远的异乡、大洋彼岸，黄远生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般划落了。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之后，阅读他那些吸引过、打动过无数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划落前刹那的光华。
注释：
①引自《远生遗著》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②③⑤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628、630、631、63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申报》1915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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