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保守派的来龙去脉 （原标题：战略家与思想家）法国《外交世界》
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一起，在美国总统的决策中起实质作用的新保守派是哪些人？激励他们的思想家又是谁？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吗？
乔治·W·布什于2月26日在华盛顿对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他以真诚赞美的口吻说：“你们是这个国家最具智慧的一些人”，“是如此优秀”，他接着说，“我的政府中有20个像你们这样的人”。
他这是在向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堡垒之一的思想库致敬，向作为本届总统标志的思想学派敬礼。他表示自己是多么感激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潮流。他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被新保守派包围，并且在政治决策中放手让他们起中心作用。
六十年代初，约翰·F·肯尼迪招募了一些中左的教授，特别是在哈佛大学。用作家大卫·哈尔伯斯坦的话说，这些人是从“最好和最聪明”的人中选出来的。乔治·W·布什选择了任用那些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反对中间路线的人。中间路线即那时处于主流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
他们是谁？他们的历史如何？谁是他们中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布什新保守主义的知识根源又在哪里？
千万别把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相混淆，后者也是布什的幕僚。新保守派和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无关。后者来自南部圣经地带，是当今共和党中正在成长的力量之一。新保守主义来自东海岸，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加里弗尼亚。它的鼓动者们通常是“知识分子”，住在纽约，是犹太人，而且开始时常常是左倾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称自己是民主党人。他们聚集在文学或政治刊物周围，而不是圣经。他们穿斜纹牛仔衣。多数时候，他们在社会和道德问题上声称的是自由主义思想。他们既不禁止堕胎，也不要求学校祈祷。他们的野心在其他地方。
但是，皮埃尔·汉斯纳解释说，布什当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两股潮流熔合在一起。布什促使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达成共同的事业。在布什政府中，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是首席检察官约翰·阿什克洛夫特。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则是新保守派的一颗明星。以中右路线竞选的布什，没有明确的政治纽带，已调制了一杯令人惊异的——爆炸性的——意识形态的鸡尾酒。他使两个对立的世界，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沃尔福威茨和阿什克洛夫特联姻。
阿什克洛夫特曾执教于南卡洛莱纳的鲍勃·琼斯大学。该校在学术上并不为人所知，但却是新教原教旨主义的堡垒。在那里，接近反犹太主义的立场是很普遍的。沃尔福威茨是来自学者家庭的犹太人，是东部大学的优秀学生。他师从六十年代最杰出的教授中的两人。一个是艾伦· 布鲁姆，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门生；另一个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数学教授和军事战略专家。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名字。新保守派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战略家和思想家的庇护伞下。
保守派的命名是不恰当的。他们并不是那些以保卫现存秩序为目标的人。他们恰恰拒绝欧洲所理解的政治保守主义品质。他们中的一员，以《历史的终结》一文扬名的弗兰西斯·福山说：“无论如何，新保守派对保卫建立在等级、传统以及人性悲观论之上的现存秩序毫无兴趣。”（《华尔街日报》，2002年12月24日）
保守派是理想主义的、乐观的。他们确信美国式民主的普遍价值。他们想要终止现状和软弱无力的舆论。他们相信政治能够改变世界。在国内阵线上，他们从各方面批评了福利国家，而那正是努力应付社会问题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和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的成果。在外交事务上，他们谴责七十年代的缓和战略。根据他们的看法，缓和战略对苏联的好处比对西方要多。作为“六十年代”成就的批评者，以及亨利·基辛格的外交现实主义的反对者，保守派是不满现实的。欧文·克里斯托和诺曼·鲍德赫瑞兹是《评论》杂志的创始人。他们来自左派，是纽约新保守派的教父。他们曾经草拟了一份控告苏联共产主义的左派起诉书。
在《不要马克思，也不要耶稣》中(1970, Robert Laffont)，让–弗兰西斯·雷维尔描述了一个在六十年代陷入喧嚣的社会革命的美国。今天，他把新保守主义看成是对六十年代革命潮流的反动。这首先是在国内阵线上的。新保守派追随列奥·施特劳斯，批评六十年代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在他们看来，相对主义导致了八十年代的“政治的正确性”。
另一个正在这儿指挥战斗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是芝加哥大学的艾伦·布鲁姆。他的朋友索尔·贝洛在小说《混乱先生》(Gallimard, 2002) 中描绘了他。1987年，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消失》中抨击了把任何事物都平等化的大学环境。“一切都变成了文化”，他写道，“毒品文化、摇滚文化、街头团伙文化等等，没有任何最细微的辨别。文化的失败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
布鲁姆，如同他的导师施特劳斯一样，是伟大的经典著作的诠释者。在他看来，六十年代遗产的一部分“导致了西文文明对自身的轻蔑”，让–弗兰西斯·雷维尔解释说，“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每一种文化都和其他的一样好。布鲁姆对那些学生和老师们感到惊讶。后者很愿意接受通常与自由敌对的、同时对西文文化十分粗暴的非欧洲文化，而拒绝承认西方文化有任何优越性。”
然而，就在“政治正确性”似乎主导潮流时，新保守派却不断得分。布鲁姆的书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外交事务上，一个真正的新保守主义学派成形了。网络也建立起来了。在七十年代，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死于1983年）批评意义重大的核裁军条约。在那时，他就培养了年轻一代的战略家，他们中有理查德·珀尔和威廉·克里斯托，两人都上过艾伦·布鲁姆的课。
在政府内外，理查德·珀尔偶遇保罗·沃尔福威茨——因为两人都为另一个缓和政治的批评家肯尼思·阿德曼工作。他还遇到了国务卿手下的查尔斯·费尔班克斯。在战略问题上，他们向艾伯特·沃尔斯泰特看齐。后者是兰德公司的研究员以及五角大楼顾问，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美食家，美国核原则的创始人之一。（沃尔斯泰特死于1997年）
更准确地说，沃尔斯泰特最先重新思考所谓“确保相互摧毁”（MAD）的传统核原则。该原则是威慑战略的基础。根据这个理论，有能力造成对方不可挽回损失的两个集团的存在，使领导者们不愿发动核战争。在沃尔斯泰特和他的学生们看来，“确保相互摧毁”既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对平民造成毁灭，也是无效的——因为它造成了核武器的相互平衡。没有一个政治家给出过理由，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有美国总统决定“相互自杀”。相反地，沃尔斯泰特建议“分等级威慑”。例如，接受有限的战争，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以及能够打击敌方军事装备的“巧妙的”精确制导武器。
沃尔斯泰特批评与莫斯科共同进行核武器限制的政治。在他看来，这就相当于抑制美国的科技创造力，与苏联维持一个人为的平衡。罗纳德·里根听从了他的建议，发起了战略防御（SDI）计划，俗称“星球大战计划”。那也是沃尔斯泰特的学生们所进行的反导弹防御体系的前身。这些人也是单方面放弃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最积极的团伙。在他们眼里，反弹道导弹条约阻碍美国发展防御体系。他们也已说服了乔治·W·布什。
艾里奥特·艾布拉姆与珀尔和沃尔福威茨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他如今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事务。还有道格拉斯·菲斯，是国防部长助理之一。不管在耶路撒冷的是什么政府，两人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这种坚决支持以色列的主张解释了他们何以毫不犹豫地认可沙龙。里根总统的两届任期是这些人拥有最初的政府职位的良机。
在华盛顿，新保守派编织了他们的网络。他们有的是创造力。在许多年里，他们排斥民主党中间派或中左的知识分子。在主导政局的思想得以形成的领域，他们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这就是诸如《国家评论》、《评论》、《新共和国》（该刊一度由年轻的“施特劳斯主义者”安德鲁·舒利文编辑）的评论刊物；有默多克集团拥有的《每周标准》，该集团的福克斯电视网确保了新保守主义思想在大众传媒上的传播。此外，还有像《华尔街日报》等报纸的社论，由罗伯特·巴特列指导，放肆地灌输好战精神；有研究机构，著名的“思想库”，如哈得逊学院、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也有家族：欧文·克里斯托的儿子是温文尔雅的威廉·克里斯托，《每周标准》的主编；诺曼·鲍德赫瑞兹的一个儿子曾在里根政府中工作；理查德·派普斯——一位流亡的波兰裔犹太人，1939年移民到美国，成为哈佛大学教授，曾是苏联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儿子丹尼尔·派普斯谴责伊斯兰教是威胁西方的新极权主义。
这些人都不是孤立主义者。正相反，总体上他们非常有教养，对他国颇有见识，还常常说一些外语。他们绝不像帕特里克·布坎南之类的反动的民粹主义者，后者赞成美国转向致力于国内问题。
新保守派是国际主义者，是美国扮演坚决的全球行动主义角色的促进者。不过，他们并不以旧的共和党人（尼克松，老布什）为楷模。后者相信政治现实主义的价值，不关心美国与之结盟的政权的性质，以保护自身利益。在新保守派看来，基辛格是一种反面模型。但他们也不是民主的威尔逊传统（以伍德罗·威尔逊命名，国际联盟的不幸的创始人）的国际主义者。那是吉米·卡特或比尔·克林顿的传统。后者相信国际机构能传播民主，最终却以天使般的或者幼稚无知的形象离职。
再看看那些思想家。在新保守主义正式出现以前，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与列奥·施特劳斯（死于1973年）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尽管他们的研究领域有着根本不同，在新保守派的网络中，一些人已在两人的学说间架起了桥梁，
不管作为根源还是偶然的影响因素（对艾伦·布鲁姆，保罗·沃尔福威茨，威廉·克里斯托），施特劳斯的思想已经成了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人们阅读他的文章，认识到了他在经典的希腊著作和基督教、犹太族、穆斯林经文上的博学。因为在演绎方法上的能力，他受到尊敬。被导师雷蒙德·艾伦送到美国学习的让-克劳德·卡萨诺瓦评价说：“他成功地以德国人的深刻把经典的哲学嫁接到了一个缺乏伟大的哲学传统的国家。”雷蒙德·艾伦非常敬佩施特劳斯，二战前两人曾在柏林见过面。他建议他的几个学生，像皮埃尔·海斯纳以及若干年后的皮埃尔·马内特，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多加注意。（译者注：雷蒙德·艾伦是二十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政治领域也同样重要。他曾为包括戴高乐在内的法国政治家做顾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列奥·施特劳斯1899年生于赫斯的科奇恩（Kirchhain, Hesse），希特勒上台前离开德国。他在巴黎和英国作短暂停留后，来到纽约。他先是任教于社会研究新学院，后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社会思想委员会，后者成了“施特劳斯主义”形成的熔炉。
把施特劳斯的学说概括为几点原则，如布什周围的新保守派所做的，是一种简单化和归约化。与施特劳斯学派不同，新保守主义扎根于传统。但是，对施特劳斯思想的借鉴形成了目前在华盛顿起作用的新保守主义的大背景。它使人认识到，新保守主义在何种程度上不单是一些鹰派人士的冲动，并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理论基础。尽管这种理论基础也许有可疑之处，但毕竟不是普普通通的。新保守主义将自己置身于施特劳斯思想两条路线的接合处。
第一条思想路线与施特劳斯的个人经历有关。年轻时他经历了被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打垮的魏玛共和国的衰亡。他的结论是，如果民主继续软弱无力，不起来与专治、扩张主义者作斗争，甚至诉诸武力，它就不可能占优势。他在《斯宾诺莎对信仰的批判》的序言中写道：“魏玛共和国是虚弱的。它只有瞬间的有力：1922年犹太族外交大臣沃什·拉什瑙被暗杀后的极端反应。整体上，它体现的是没有力量的公正，或者说是没有能力诉诸武力的公正。”
第二条思想路线是他阅读古典著作的结果。对所有人而言，最基本的问题是塑造人性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二十世纪造就了两个——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即施特劳斯更喜欢称的“专治”呢？这个问题使很多当代知识分子困惑。施特劳斯对此的回答是：因为现代性使人们抵制作为民主基础的道德价值和美德，抵制“理性”和“文明”的欧洲价值。
施特劳斯认为，在启蒙运动中可以找到这种抵制的根源。启蒙运动几乎必然造就历史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即不承认在具体的、直接的、偶然的善中有更高的善存在。施特劳斯认为，不应该把更高的善降低为具体的善。一个难以达到的善，应当作为衡量真实的善的标准。
用政治哲学的话来讲，相对论的极端结果是美苏趋同论。这一理论在六七十年代风行一时。在某些情况下，它导致了对美国民主和苏联共产主义道德等值的承认。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政权有好有坏。政治反思不应该抑制对价值的判断。好的政权有权力——甚至有责任反对坏的政权。如果把这一主张直接转化成布什所指责的“邪恶轴心”，会显得过于单纯。但是很显然，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施特劳斯主义者发展了这种核心政治观念，把它作为他们的政治哲学之母。他们对美国的宪法历史很有兴趣。施特劳斯本人仰慕英伦帝国，敬佩温斯顿·丘吉尔—— 一个具有顽强意志的政治家的典范。他认为美国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即使利益倾向于取代道德成为政权的基础，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比美国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以促进人类繁荣。
但是，这首先是他的学生如沃尔特·伯尔尼、海威·曼斯菲尔德、哈利·杰法等人，丰富了美国宪法学派。这个学派，甚至包括像哈利·杰法这样的圣经教义者，认为，在美国的各种机构中，这些更高的原则比建国之父们的思想应用得更多。在任何情况下，宗教——或者说公民的宗教，必须把这些机构和社会粘合在一起。对施特劳斯来说，诉诸宗教是不陌生的。但是，这位犹太无神论者——用乔治·白兰德的话说——“喜欢掩饰他的轨迹”。施特劳斯认为，宗教对于维持大众的幻想是很有用的。没有幻想，就不能维持秩序。另一方面，他也力图保持他的批判性思维，把自己的创见用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出来，但那些有德性的知识界精英还是能理解的。
为避免现代性的缺陷和进步的幻想，施特劳斯倡导回归远古。但他仍然是自由民主的捍卫者。自由民主是启蒙运动和美国民主之子，而美国民主又是启蒙运动的精萃。这矛盾吗？无疑是的。但就像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一样，施特劳斯愿意承受这种矛盾。由于自由主义可能迷失于相对主义，批判自由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生存是必要的。如果什么都可以清晰表达，还需要追求真理吗？在施特劳斯看来，关于善的相对主义会导致人们无力反抗专制。
积极捍卫民主和自由再次出现在政治原则中，成为新保守派津津乐道的主题之一。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来说，政权的性质比所有机构或者国际协议重要得多。最大的危险来自那些不愿共享（美国）民主价值的国家。改变那些政权，鼓励民主价值的传播，就成了加强（美国）的安全与和平的最好方法。
有很多观点是充斥于布什政府的新保守派的标志。例如，政权性质的重要性、崇尚以武力推广民主、对美国价值的准宗教的提升、坚决反对专制。它们源于施特劳斯的学说，有时又被第二代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修正。但在有一点上后者与他们公认的导师不同：新保守派试图用沾染了救世主即将来临之信仰的乐观主义把自由带给世界（昨天是对德国和日本，明天将对中东），好像对政治意愿的信仰能改变人性。这也是一种幻想。对民众而言，这种幻想的传播可能是好的。但那些思想家们，却不应该允许自己被欺骗。
这仍然是一个谜：起初由于大师超凡的魅力而创立于口头传播的、又在一本本质朴的书中表达的“施特劳斯主义”，何以影响总统的施政？指导在巴黎的雷蒙德·艾伦研究中心的皮埃尔·马内特认为，列奥·施特劳斯的学生们在美国的大学环境中所遭受的排斥，把他们推向了公共服务、思想库和媒体。在那里，他们的声音被过度放大。
另一种补充的分析认为，冷战结束后有一个战略思想的真空。“施特劳斯学派”以及追随他们的新保守派，似乎是填补这一真空的准备得最好的学派。柏林墙的倒塌证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对的：里根对苏联的强硬政策造成了苏联的崩溃。“9·11”袭击也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即面对不同形式的专制，民主具有脆弱性。从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他们很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推翻一个“坏的”政权是可行并且令人想往的。作为这种倾向的替代方案，诉诸国际法能得到某种道德上的合法性。但是，除非进一步补充增强，国际法缺乏定罪和强制执行的力量。
参考资料：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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