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柳宗元人品和文品统一的文学思想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有唐一代，贬谪永州的文士很多，但有作品传世的实为不多，在永州期间有作品的更是少之又少。
柳宗元贬居永州的时间最长，与永州及永州人民的关系也最深厚，永州的人民、永州的山水给他的回报也最丰厚。据刘禹锡编定的《柳河东集》共有内卷四十五卷，外卷2卷，计600余篇（首），其种类有雅诗歌曲、古赋、议辩、论、墓碑、铭表、对传、行状、问答、书序赠序、山水游记、启表奏状等等。他无体不能，又无体不精。他在永州期间共写有作品324篇（首）（何书置《柳宗元在永州·柳宗元在永州年谱》），占其作品总量的近五分之三，（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而真正奠定其文宗地位的也是他在永州的作品。在永州作品的主要体裁是政论说理、答对酬赠、山水游记、传记寓言、辞赋诗歌等，尤其是山水游记作品奠定了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代文宗、名垂千古的文学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他被贬永州且长期在永州山水的浸染的结晶。归纳柳宗元在永州的创作，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和艺术价值。
一
非罪遭贬的激愤和悲哀。“废逐人所弃，遂为鬼神欺。才难不其然，卒与大患期。…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哭连州凌员外司马》)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三亩空留悬罄室，九原犹寄若堂封。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哀君有道而不明白于天下，离愍逢尤夭其生，且又同过，……好谋谟，……匡危疑，兴大福。……佐经邦，财用足。……仍祸凶，……何以葬，南岭曲，魂有灵，故乡复。”所哭所悲的是何等人才，又是何等遭遇？！自己不也是这样吗？他参与永贞革新只是为了“共立仁义，裨教化。”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没想到“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而引发“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上自己地位“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以致“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寄许京兆孟容书》）因而被一贬再贬。被贬永州，长时间得不到外界消息，自己似乎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人生经历中的落差使他极难适应，虽“闷即出游”，但“游复多恐”，因常担心有毒蛇沙虫，正如在朝中稍不小心就踩着了保守派的尾巴而被咬一口一样，使他无法放松心情，找到释放的机会。虽有时能遇上“幽树好石，暂得一笑”，但“已复不乐”，原因是常有“如囚拘圜土”之感。（《与李翰林建书》）
遭受挫折后的坚强和执着。被贬，对于一个在官场正如日中天的官员来说，是人生的极大挫折，也是对他人生的一次极大考验。有的人在挫折中一蹶不振，也有的则把它当作了一块人生的磨刀石，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人生的辉煌，这往往需要他能坚守自己的人生信仰，执着于自己的人生追求。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尽管他有千种万种的委屈、愤激、不满和悲悯，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更没有放纵自己，而是在受挫后仍然坚守正义，不改初衷。这种思想是与他所推崇的屈原是一脉相承的。屈原在“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情况下被流放，有人劝他放弃自己的追求，同流合污，以明哲保身，但他没有这样，而是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愿投江葬身鱼腹也不放弃自己追求的人生理想，（司马迁〈屈原列传〉）明知“将愁苦而终穷”“重昏而终身”，也不愿意“变心以从俗”“董道而不豫”，他认为心是正直的，是光明磊落的，即使到了荒僻偏远之地也是无所谓的。（屈原〈涉江〉）柳宗元在赴贬途中就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经过屈原投江自尽的汩罗江畔所写下的《吊屈原文》就已充分地透露他的心声：对屈原的“不从世俗，惟道是就”的精神极为感佩，对他所遭受的迫害极为同情，他也深刻理解屈原的不忍“立而视其（国家）覆坠”的爱国深情，他知道屈原“穷与达固不渝兮，唯服道以守义”的高尚品质，他已被他的持守节操感动得“涕之盈眶”了。经过这么一番审视之后，他的心灵也得到了又一次的洗礼，屈原就成为了他心目中的榜样了。他在永州的十年中，看到的、经历的并不比屈原时代好多少，所遭受的打击也不比屈原的轻。尽管如此，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始终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在有关文章中为他们的政治改革作辩护，而且在很多的诗文中抒发自己的人格理想。“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一个在恶劣环境中特立独行的高洁之士形象就矗立在我们的心中了；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尽管“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也仍然“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冉溪》）他在等待着，期盼着，希望有一天还能被起复重用。当又一年过去了，宽赦无望，起复重用更是不可能时，他仍然是坚守节义，有时甚至用调侃的方式来排遣心中的郁闷，“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傍向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溪居》）一个“幸”调侃味全出，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闲时与农人为邻，每天与农人一样，早晨下地，露水湿脚，黄昏时就在溪水旁的石头上与农人话家常，似已完全融入了农人的队伍，享受着农人的真淳与朴实。在他看来，虽然现在被贬远地，形如“系囚”，但他认为一个人遭遇困苦并不可怕，怕的是一蹶不振，就此放弃，所以他“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久寿书》）他还认为真正的高洁之士，“所忧在道，不在乎祸。”（《忧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的办法就是著书立言，又相信“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上襄阳李朔仆射献唐雅诗》）他尽管只是一个“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并不因为人微言轻，而放弃自己的信仰，没官没职了，思考的机会反而更多了，学习民众了解民众的机会也更多了，他的思想倒还更加成熟了，形诸笔端，就形成了一篇篇不朽的文章。不仅有大力宣扬自己政治理念、治国方略的政论文章，更有为小民百姓鼓与呼、充满爱憎的篇章。《段太尉逸事状》向史官进言，为下层军官段秀实涂上浓浓的一笔，对他的大智大勇进行了充分的褒扬；《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对阳城在道州的“瞻仰德宇，高愈嵩岱。当职施政，示人准程”为官为民的德行，以及“良士勇善，伪夫去饰。堕者益勤，诞者益恭”勤政效果倍加推崇，并“立石书德，用扬懿德”。《送薛存义序》更是高度赞美了“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不虚取其值”的薛存义，鞭挞了“受其直，怠其事，又盗其货器”样的官吏。充分表达了一个正直的封建政治家积极的用世态度
描写美丽山川，在娱情山水中排遣忧愤。作为满怀匡世、济民、报国之志的柳宗元，被一贬再贬到“南蛮”之地，又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司马员外郎，他倍感孤独，他没有人们常说的“无官一身轻”的感觉，有的只是无法排遣出去的不能实现“利安元元”，“兴尧舜孔子之道”的遗憾，无以发泄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愤慨，但他没有消沉，思考哲学、社会、历史、人生，他努力读书著述，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对社会的看法，这无形中减轻了他部分的痛苦。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有了本地的朋友，而且，不断有从京城被贬的官吏来到永州，他们来到永州后，就成为柳宗元的朋友，柳与他们常在一起饮酒作诗，抒写自己的怀抱。他们有时还到郊外去消闷解忧，上高山，入深林，探寻幽深的溪谷流泉和怪异的山石，一遇上奇景异境，他们就会暂时忘记了一切，饮酒至醉不知归。
元和四年他在法华寺西亭上发现河对岸的西山，就“始指异之”，不顾无路的艰难，忍不住“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登上山巅，纵目四望，辽阔的大地尽收眼底，使之真正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观，心胸也不觉大大开阔起来，认为以前的游览算不了什么。（《始得西山宴游记》）从这天开始，他就和朋友们围绕西山，沿着愚溪和潇水河尽情游观，开始了真正“自放山水间”之游。在元和四年这一年里就游了西山、钴鉧潭、小丘和小石潭，它们相距都不是很远。搬家至愚溪后，他们游览的足迹更远了，不仅到了相近的袁家渴、石渠、石涧和小石城山，而且到了远离城区70余里的黄溪。每到一处都有文记之，根据所游之景而写出了《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游黄溪记》等游记散文，其中前八篇被后人合称为“永州八记”，这些文章就像一本绝妙的永州山水连环画，临山摹水，惟妙惟肖。当然，我们不能不说到他的《游黄溪记》，此篇“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虽合荆、关、董、巨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林纾《韩柳文研究法》）该文先用两层铺垫、衬托，将黄溪的总体美推到读者面前，次之交代其位置，描绘山石、树木、流水的姿容神态，介绍黄神之来历，从容不迫，引人入胜。
柳宗元在永州所写的山水游记，没有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闲情逸致，有的只是排遣心中郁闷，聊浇心中块垒的无奈，每篇游记都或隐或显地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被贬后的遗弃感和孤独感（《柳宗元在永州》）。本想借山水来解闷摆脱烦恼，但每次出游归来都快乐不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闷即出游”，（《与李翰林建书》）归来还闷，正道出了他心中常人难解的结。不过就因为这些，柳宗元已经被后人称为“游记之祖”了，可见其在山水游记创作上的崇高地位。
二
发自肺腑，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物有不平则鸣之，柳宗元才华横溢，青年得志，在官场可谓一帆风顺，被擢为礼部员外郎时年仅33岁，年青的他参与了王叔文主持的永贞革新，还是其中的要员，是革新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但是革新刚开了头就被保守派扼杀了，参与革新的人员一个个或被赐死或被远贬外地当司马。正想为国为民做点事的他竟落到如此下场，心中何得平静？被贬之后的作品都烙上了他被贬后心境苦闷、愤激和沉重反抗的印记，正因如此，这种不平不满发自于肺腑，才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才使其作品有了一种不衰的艺术魅力。他在为一个个先他而逝的革新派人物所写的悼词中就体现了他强烈的“不为世屈”的人格精神。《哭连州凌员外司马》字字皆血，声泪俱下，诗先是历数凌准的学识才能（“六学成一贯，精义穷发挥”），次则浓墨重彩地赞美他的胆气（“抗声促遗诏，定命由陈辞”）和高风亮节，再说他如此英才，最终却落得个身贬母死、二弟继亡，自身又双目失明（“泣尽目无见”），含冤而贬死南荒的悲惨遭遇。这哀悼的仅仅是凌员外吗？绝不仅止，“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所有参与革新的人士的结局都极为悲惨，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罢了。在他所有的骚体变赋文当中，继承了屈原的遗风，并发扬了屈原的精神。他与屈原有着同样的革新失败而南贬遭遇，同样地清高傲慢，倔强守节，柳宗元发现屈原的骚赋文章表达人生失意不得志的怨愤是极为有效的方式，因而“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骚赋文就成了他重要的抒怀载体。《吊屈原文》中“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一个屈原的知己，以屈原为榜样，要正道直行，不同流合污的光辉形象就矗立在读者面前了。
托物言志。柳宗元作为一个被朝廷撂在“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与李翰林建书》）的永州，没有实权，又一直希望被朝廷或量移或起复任用的谪吏，著书说话都格外小心，不敢造次，在写给故旧大臣们的信中，常叮嘱他们“勿示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连累亲朋好友，就只好用能托意于物的手段来曲折表达心曲了。而寓言就成为了他这类作品的突出代表。这些寓言虽然篇幅短小，但内蕴深刻，极有利于表达作者的曲情委意，能收到绵里藏针的批判效果，是一种有效的斗争武器。
他在永州所写的寓言内容可分为讽喻时政的黑暗，鞭挞现实社会中各种腐败现象；痛斥奸佞专权，预示依势逞强者必然灭亡；针砭贪欲主义，揭露封建官僚的种种丑态；抒发政治抱负，表达东山再起的愿望等。《憎王孙文》中的王孙们就是隐喻那些政敌们的，他们相互倾轧，不择手段打击政敌，作者忍不住三次发出“王孙兮甚可憎”的咒语，表达了作者的无比愤怒。王孙们之所以敢如此放肆，原因是有“山之灵”的庇护和支持，这就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三戒》是其寓言中最精彩的作品，它由《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它们批评的是社会上的类似于麋、驴、鼠的某些人，没有自知之明，外强中干，往往自以为是，恃强而骄，不曾想最后都露了馅，逃不出被消灭的命运，曲折地表达了对那些凭着某种势力上台下狠力排斥打击改革派的政敌们的强烈抨击。在《永某氏之鼠》一则中还寄希望于新房主能将这横行的旧鼠们消灭光，这里的新房主也许就是作者对新的最高统治者出现的期盼吧。《罴说》讽喻的是通过描写自己没有什么本领靠借助外力以达到目的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来讽喻当时朝廷采取以藩制藩政策的愚蠢。
借景抒情。借景抒情，触景生情，融情于景是柳宗元又一重要的艺术手法。在其山水游记中如此，他的诗作更是如此。《南涧中题》“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向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一开头就将情的基调锁定在悲凉上了，在秋天的亭午时分，孤独的太阳静静地照在诗人身上，诗人独自游览郊外野地，造境清幽，使人顿生孤独之感；一“萧瑟”，一“参差”，使人凉意顿现；“羁鸟”、“寒萍”与诗人当时的身份和心境正合，他触目伤怀，一股悲伤之意不由从中兴起，产生了强烈的去国怀人之情，“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但突然又感到“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而已。《与崔策登西山》也写秋天登山，只是多了一人。“西岭极远目，毫末皆可了。”极目所见愈辽远，心中的孤独感愈强烈，所见愈细，伤感就愈重。“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看似超脱，实则是更深的执着。“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看似心底里的痛苦从登山中获得了暂时的解脱，但从中不难看出他心中压抑着的悲愤与不平。《愚溪诗序》更是将物我融而为一，借溪说己的代表作。此溪“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但能“鉴万类，清滢秀澈，锵鸣金石”，（《愚溪诗序》），“远王都三千余里”，被世人抛弃在这荒郊野外， “我”同此溪一样，“虽不合于俗”，“我”们的改革遭到了失败，被贬到这远离京城的永州，且“久留而不去”（《愚溪对》），但“我”能“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人住“愚”溪，“愚辞歌愚溪”，这是作者的愤激之词，也是作者的自慰之篇，充分表达了对受到这不公正待遇的处境的曲折反抗。见溪伤己，借溪抒怀就自然而然了。
寓忧愤于闲适恬淡的艺术风格。苏轼说柳宗元诗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讲的就是柳宗元诗歌寓忧愤于闲适恬淡之中的艺术风格。闲适恬淡风格以陶渊明、谢朓为宗，柳宗元也有一部分作品学陶谢，但又与陶谢不同，因为他的处境和心境与他们不一样，虽然他在寄情山水时，时有“慕隐”之意，如在摹写田园风物时，很有陶氏风味，但他写自然风物的目的并非只为娱情山水，因为他虽然被贬，但从未放弃，内心深处始终在希冀被起复召用，以便再展宏图，这种心思又不能直白地说出，当希望一个个地变成泡沫以后，藏在心中的那份执着就更为深沉而冷静了，发而为文，自然也更为平静了，读来自有一种平静的水面下是惊涛骇浪之感了，如《南涧中题》、《冉溪》等。对于这种风格，他在《对贺者》中所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可以作为注脚。其山水诗如此，山水游记亦如此。“永州八记”是他等待无望之后放情山水的无奈之举的记录。发现西山前，自觉“为戮人，居是州，恒惴栗”，心情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到元和四年，两次特赦无份，向故旧大臣求援无果之后，就已经极显无聊了，发现西山并游览之后，再以此为中心，游钴鉧潭、小丘和小石潭，再游袁家渴、石渠、石涧和小石城山，每到一处，极写景之美，又极写其景之被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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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2

和柳宗元在倡导文以栽道文学观念的同时特别强调文品与人品的统一.他们的这一观点到了宋代为欧阳修所接受,提出大抵道胜者则文不难而自至”.强调人品对文品的主导作用.清代的纪昀, 在《诗教堂诗集序》中明确说道:”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
简单讲就是要看人品吧。因此他在主持编攥《四库全书》时,设立的标准之一就是”人品文品,其人其书无足挂齿者,一概不取.”清朝书法家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也说,诗如其人,词如其人,书如其人,这是他在文学批评中贯穿的一个重要原则.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在古人眼里文品和人品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人品论是文学评论中不能绕开的一个重要单元,这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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