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谈文学革命发生的原因：
第一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第二是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的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第三是我们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
此外，还有几十年的政治的原因。第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第二是满清帝制的颠覆，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1911-1912）。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
文学史上的变迁，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
至于我们几个发难的人，我们也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归到那“最后之因”。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中国新文学（后来称中国现代文学）以1917年的文学革命为开端。至此，中国古代文学终于被现代文学所取代，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学术界近些年有人试图把百年中国文学整合贯通，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始于晚清（鸦片战争后的1895年），近代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但我认为在语言，文体，审美观等几个有关文学的几个关键问题上的突变还是起始于1917年发端的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并非单纯的文学运动，它是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的目的是人的解放。
它的主要内容有：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引进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平等学说，社会进化论等资产阶级文化思潮，抨击以“孔教”为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批判专制制度与文化，反对外来侵略与殖民主义，主张民族的独立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端的标志：《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随主编陈独秀迁到北京）。
1915年9月—1919年五四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初期。主要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潮。宽泛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
从五四开始，反帝与政治的需求上升，加上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入，这场思想启蒙运动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时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了“科学”与“人权”（民主）的口号，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1月，陈独秀把这六条归结为“拥护德，赛两先生”，（民主Democracy音译德莫克拉西/科学Science音译赛因斯）“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此外，李大钊，吴虞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李大钊写了《晨钟之使命》，《青春》，《青年与老人》。吴虞提出“打到孔家店”，产生了轰动效应。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除了杂志以外，还有北京大学。1917年，著名教育学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采取“兼容并包”主义。 对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和对封建旧思想的批判，很自然的转到对作为传统道德的工具——封建旧文学的进攻，并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学的工具——白话，于是，就发生了文学革命。它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主要是外来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而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的倡导，几乎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同时。
1915年6月，李大钊提出“要以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之发展”。
1915年11月，陈独秀提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
1916年8月，李大钊又呼吁中国的新文艺要像欧洲的一些文艺一样，为“自我觉醒之绝叫”，以“惊破”众人之“沉梦”。
但都是片言只语，缺乏系统的观念与方法。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郑振铎评价此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
胡适此文功绩有三：
a、提出文学历史进化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b、提出“文言合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标志着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同时转换，并非只是形式不涉及内容。
C、批判了一些旧文学技巧，代之以新技巧。 所谓文学“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陈词滥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陈独秀。1917年2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
①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②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斥为“十八妖魔”。
③旧文学种种弊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要革新政治，改造社会，必须革新文学。
胡，陈的文章在当时被文学青年奉为“圣经”。
毛泽东在延安时回忆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新青年撰稿人一致响应胡陈的号召，其中钱玄同和刘半农最为积极热情。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散文，音韵，主张使用形式标点，文章分段。
双簧信。
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势在必行，力主文言一致。后来，他又提出将右行直下的书写格式改为左行横迤。并倡议《新青年》作者自己首先用白话写文章。
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对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顶礼膜拜，悉力模仿，被他斥为“选学妖孽”。北大另一教授林纾崇拜清朝桐城派，主张师承，被他斥为“桐城谬种”。
局限：新文学主张缺乏系统细致，创作少。 西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大量翻译著作的进入，在落后与先进的碰撞中导致文学的改革。
胡适从欧美的意象派诗歌的启发下提出了《文学改良刍议》的主张，胡适、陈独秀都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推行文学的历史进化论。
周作人从欧洲文艺复兴中找到了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观念。
李大钊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确定了后来革命文学的观念。
文学革命的发起和参与者大多有翻译西方文学的经历，西方文学的题材、创作手法、表现方法等广泛影响了早期新文学作家的创作观念。
外国文学为新文学提供了滋养和借鉴，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榜样，也培养了新文学的读者群。但外国文学是在特定的时间广泛进入中国的，由于时代对文学启蒙的功利化要求，以及译介者对外国文学的不全面充分了解，导致了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接受的片面性和有限性，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纳是在匆忙中进行的，从古典到现代，从一流作品到三流作品金子和泥沙俱入，造成了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的复杂性、丰富性和驳杂性。（带有吃得过多过杂而消化不良的倾向） 胡适、陈独秀、周作人、李大钊、鲁迅他们处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旧民主革命交替，封建王朝解体和共和交替时代，青年心理的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强，努力探索中国的新出路，他们深感中国传统古典文学对人精神的闭锁和弊害而要求文学革命。这是处于历史中间地带的知识分子常有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道义和良知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