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史学者认为，20 世纪60 年代以后产生的美国现代环保主义运动，与该国在19世纪70 年代，即内战结束以后，出现的环境思想及环境管理实践有紧密的关联。虽然这些思想和实践是多样且富于变化的，但总体可被划分为发生在城市之外和城市之内的两大环保主义传统。
城市之外的环保主义
“保护主义”是19 世纪末出现在美国的一种环保思潮，由这种思潮所引发的环境保护或管理活动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保护运动”。因为保护主义关注的主要对象是荒野和自然资源问题，一般位于城市之外，所以称之为“城市之外的环保主义”。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同一时期出现在美国城市之内的另一种环保主义，它致力于解决由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各类环境问题，如废弃物污染、噪音、生活空间和城市景观的破坏等。
虽然在相当长时间内，城市内外的两种环保主义各自独立发展，但彼此之间仍然有一些联系和共同的时代特点。
保护主义和保护运动主要发生在美国西部。在内战爆发之前，这里因富含木材、牧场、耕地、矿藏、水能、生物等各类资源，开始被大规模开发。然而，由于缺乏节制和管理，开发很快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从而激发出两种性格不同的保护主义思潮和保护运动。
第一种保护主义是“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ism），它源自联邦政府官员对西部森林资源可持续性的关注。
19 世纪末，因联邦政府在西部多个地区实施土地灌溉计划，当地水资源状况因而得到特别的重视，也引发了许多关于水资源的调查。在调查中，管理人员意识到森林涵养水源的重要作用，“保护森林”遂成为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措施。于是，森林大火、滥砍乱伐、矿业开发以及放牧等破坏森林的现象开始被干预和遏制。
同一时期，联邦林业管理者也注意到木材工业衰退的迹象，他们在著名的林业学家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的倡导下，以可持续利用资源为目标，建立了林业科学管理的原则和模式。这些主张很快得到一些政治人物的支持，尤其是1900 年当选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随后，以林业保护为代表的资源管理活动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即资源保护运动。
资源保护运动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保护资源的目的是利用。平肖曾表示，林业就如同农业，要让树木像谷物一样有不断的产出；罗斯福也认为森林保护仅仅是一种手段，它的最终目的是为美国人民提供更多的资源。
第二，保护依赖专业技术和专业人员。在资源保护者看来，区别“保护”与“滥用”的标志是“科学”，而能够掌握科学的唯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如林学家、水利专家等。这种主张实际带有强烈的技术精英主义色彩，相信专家治国，排斥非专业人士参与决策和任何政治性的讨论。
第三，科学保护的首要原则是“效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效率”成为美国社会崇拜的对象。在资源保护主义者看来，林业也要有工业生产中“泰罗制”，只不过它管理控制的对象不是工人，而是自然。
第四，欢迎政府干预，但不反对企业利益。如萨缪尔•海斯（Samuel Hays）所观察到的，罗斯福等资源保护主义者虽然主张政府对资源利用进行干预，但并不想代替私人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他们甚至认为私人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甚至是具有垄断地位，才能使资源利用更有效率。
20 世纪10 年代初，随罗斯福卸任总统，平肖失去联邦林业局局长的职位，资源保护
主义的力量在联邦政府和国会中渐渐式微。但平肖等人仍然执着于他们的理念，转而在更
广泛的人群中争取他们的支持者，同时努力保持其在林业管理领域的影响力。
在他们的努力下，资源保护主义逐渐成为美国人的主流意识之一，但其原有的内涵却趋于泛化，不同的群体根据自身的利益也在定义出不同的“保护主义”。总的来说，从一战前到20 世纪20年代末这段时间，资源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主要被产业界所占据。
此后，因发生西部农业水资源危机和经济大萧条，联邦政府对资源管理的干预再次加强，罗斯福和平肖时代的“正统”资源保护主义又一定程度地复苏了。
第二种保护主义是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ism）。这种思潮可以追溯到19 世纪中期，美国浪漫主义精神活跃的时代。那时，以亨利•梭罗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主动走出城市，步入荒野，赞美自然在精神和审美层面上的价值。这种传统很快触发了美国人保护荒野的热情，并首先体现在国家公园的建立和管理中。
1872 年，美国第一座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建立。之后，美国东西部陆续有许多土地、山川被辟作国家公园或州立公园。这些被保护区域的首要功能不是为社会提供经济资源，而是尽可能保留其自然荒蛮的景观，供美国人永续欣赏，甚至成为美国的国家象征。
19 世纪后期，约翰•缪尔（John Muir）成为自然保护主义及国家公园运动的代表人物。他领导一批自然主义者在19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成功阻止加利福尼亚州约瑟米蒂山谷（Yosemite Valley）的水利开发，并促成约瑟米蒂国家公园的建立。1892 年，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自然保护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在缪尔等人的倡议下成立，自然保护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悄然形成。
在这一时期，以缪尔为代表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与以平肖为代表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保持着一种合作关系，因为缪尔相信林业开发是荒野破坏的首恶。但不久之后，资源保护主义所倡导的实用主义、效率主义与自然保护主义所秉持的审美主义、精神追求，以及最大限度保留荒野状态的理想发生分野。直至20 世纪初年，两种保护主义因赫奇赫奇山谷水坝建设争议彻底决裂。虽然该争议的结果是大坝继续建设，但自然保护主义的思想观念如同资源保护主义一样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保护荒野、建立国家公园一直是美国政府和人民对待自然、管理自然的一种重要方式。
不过，如泰德•斯坦伯格（Ted Steinberg）和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所观察到的，自然保护主义虽然受缪尔等自然主义者思想的影响很大，但仍然具有多元性。它除了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精神主义、审美主义色彩之外，也包含商业主义、生态学和反城市意识的内容。
自然保护并非没有任何商业动机。以著名的黄石国家公园为例，它的建立便与大陆铁路的贯通及其营销有关。当时，铁路开发者为吸引游客和乘客，力主在火车经过的地方辟出一大片与周围生态系统有所差异的“蛮荒之地”。在这个过程中，“保护者”有意识地清除一些野生动物，引入一些外来物种，并根据游客的喜好驱逐原住印第安人或将他们留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黄石公园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自然”，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荒野”。
这种具有强烈商业动机的自然保护行为此后一直延续，到了20 世纪20 和30 年代，“把风景变成生意”的活动已经十分普遍。既然是生意，就需要建设公路、步行径、房屋等人工建筑物，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这无疑和缪尔等自然主义者的初衷是有些背离的。新一代的环境思想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对此有许多批评，并反对任何与荒野有关的“大众娱乐”活动。他认为，“荒野”的价值不仅在审美、精神满足和资源利用等方面，更在于作为一个有机系统的整体性存在，而尊重这种存在就意味着树立一种新的“土地伦理”。
自然保护主义还具有明显的反城市倾向，其代表人物缪尔甚至经常表现出憎恶城市生活的情绪。据他的传记作家介绍，缪尔曾将城市称作“低地”（lowland），荒野称作“高地”（high ground），在后者中生活才能获得精神世界的满足，才能洗涤在前者中沾染的“困惑、衰败和污秽”。然而，就在很多保护主义者所鄙视的城市之中，却独立发展出美国环保主义传统的另外一支，即城市环保主义。究其内涵，根本在于对人的生存和生活环境质量的关注。
城市之内的环保主义
城市环保主义首先反映在城市环境卫生改革运动中。如前所述，始自19 世纪中期，并一直延续到进步时代的环卫改革，针对的问题是城市的供水、排污和垃圾问题，其理论前提是环境的洁净度和人们的健康有直接关联。
卫生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是城市改革家、公共卫生学家、市政或环卫工程师。他们一开始依据“瘴气理论”反对污水在城市中滞留、弥漫，垃圾在街区中堆积、腐败；后来虽然受到“细菌理论”的冲击，但仍然坚持洁净的生活环境对城市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由于环卫事业与市政公共服务的发展密切相关，所以梅洛西将之称作最早的城市环境管理服务（urban environmental service）。
然而，城市环卫如果管理得不当，也会造成新问题。环卫改革者最忌惮的污染物是有机物，因此其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是快速将有机废物从城市中转移到更大的自然水体和荒废的土地，或通过焚烧将其转变成气体。
这样做的结果虽然使城市变得更清洁，市民健康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但它切断了原有的城市有机废物回到农业生产、土地和自然物质循环的链条，会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环境问题。
与城市环卫改革同时发生的是对工业污染的认识和治理。较于生活源的污染，人们对工业污染的态度更为复杂——既认为烟气、废水、废渣、噪音是公害，又认为这些是工业发展、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且，受制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主要产生自工业的化学废物，如废酸、废碱、重金属被误以为有助于生活污水的消毒，不仅无害还会促进环卫治理。
尽管如此，反对工业污染的城市环保运动在19 世纪80 年代之后终于萌发，其产生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们的科学认知发生改变。爱丽丝•汉米尔顿（Alice Hamilton）被一些学者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反污染的环保主义者。她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调查工业污染与流行病的关系，之后进入劳动保护领域，从事铅污染等问题的研究。她和其他公共卫生学者的工作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工业有害物不仅被转移到了环境当中，还转移到了工人及许多弱势群体身上，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其次，公民权利意识觉醒。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也是美国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妇女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不论普通劳动者、中产阶级还是妇女团体，都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条件、健康状况受到工业污染的严重影响，于是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迫使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民众的呼声。
再次，许多污染企业，以及经济发展的倡导者不再认为污染物是工业发展的必然副产品。他们受到资源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工业活动不一定会产生环境破坏，污染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效率和资源浪费的结果。
区别
与自然保护主义的悲观情绪相反，城市环保主义对城市生活抱有乐观的态度。
梅洛西的相关研究表明，积极的城市环境改革基于城市主义（urbanism）和消费者主义（consumerism）两种思潮。前者相信城市生活可以给人带来正面影响，反对“城市歧视”，环境管理的作用就是使城市生活更美好。后者强调“消费者”乃城市社会的最基本单元，不论阶层、种族或性别，城市环境破坏会影响到每一个消费者，所以改善城市环境的事业应该服务于所有消费者。
正因为城市环保主义带有积极关照城市所有居民福祉的特点，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30 年代，城市环境改革还扩展到改善贫困人口居住条件、城市美化、城市公园建设和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等领域。
美国环境史学者对20 世纪40 年代以前的城市环保主义的探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厘清美国现代环保主义的起源问题。在此之前，人们在谈论环保主义传统时，往往只看到保护主义运动，而忽视了同时代独立发展起来的城市环境改革。
此外，1960 年代往往被当作反对工业污染的环保运动的开端，但实际这些行动早已从19 世纪末开始，只不过当时的人们还不具备现代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知识与观念，因此成效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