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谈论京津冀一体化的时候，很难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下称长三角）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下称珠三角）的发展情况避而不谈。虽然并称为中国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却一直令京津冀地区略显尴尬。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极”和“第二极”，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于京津冀地区有哪些不同之处？又有哪些可以借鉴与效仿的经验和手段？作为同样在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城市群，它们对京津冀一体化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行政与市场：协调发展谁来主导“京津冀的情况本来就一套房子分给三家人使用”，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王文化对半月谈网记者说，京津冀当前的状况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而是我们根据特定需要而进行的行政划分。“心脏的位置是北京，出海口是天津”，那么河北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没心没肺”。河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薛维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京津冀关系与珠三角、长三角不同，表面看是京津冀三方的关系，实际上是“三地四方”的关系。“第四方是指能量无限大的中央政府，北京是一身二任，既是一个独立的直辖市，又是中央所在地，客观上造成了北京是这一区域的超级存在或超级主体。”薛维君说，地区定位和身份的这种客观上不平等的区域关系，既模糊了京津冀关系的界限，不知道北京什么时候代表中央，什么时候代表北京市，又阻断了京津冀三方解决问题的市场通道。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曾撰文指出，京津冀和珠三角、长三角最大的区别是：政治的考量要大于经济的判断，区域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京津是直辖市，而河北仅仅是省级区域。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无论是河北省还是天津市，在资源配置和行政协调的关系上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严重不对等，严重地影响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保北京为前提涉及到产业的发展、资源的供应、环境的保护等，要优先考虑北京，天津和河北必须以此作为前提。显然，河北省作为最“弱势”的行政区域，要做出更大的牺牲。不同于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合作则是由市场所推动。据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郁鸿胜介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长三角城市之间的合作是市场经济自发催生的，走的是联合发展道路。当时小平同志提出浦东开发开放，江浙就主动融入那一轮的经济改革开放大潮中去。郁鸿胜说，北京具有区域规划的主导权和决策权，无论涉及到哪一方面，只要北京决定下来，其它城市就必须服从，这是国家利益的问题。这和上海就不同，上海只是经济中心，在行政职能上，长三角的各个城市都是平等的。事实上，发轫于1986年的京津冀区域经济概念已经诞生近三十年了，然而地区协同发展的脚步却一直蹒跚缓慢。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城市群蓝皮书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2013》中指出，在三大城市群综合指数名中，珠三角城市群位于第一，长三角城市群居次席，京津冀垫底。其中，人口等资源发展不均衡成为京津冀最大软肋。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到行政划分和固有利益格局的影响，将可能影响和迟滞京津冀城镇化的进程。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行政与市场在城市群协同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一个基础性的维度。我们在讨论这三大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区别时，应该明确将京津冀地区以行政力量不平衡这一事实作为一个起点。在这个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之中，行政级差这一前提为当前的许多现状构建了基础性的背景。辐射与带动：区域之内如何发生化学反应目前京津冀三方之间的要素资源配置关联度不高，相互之间不协调、不联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半月谈网记者说，“两个大都市还在吸附周边的要素。按道理，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该向周边辐射，但京津不但不辐射，现在还在吸附周边的要素技术、资本、资金与产业。”李铁也认为，京津对河北不仅仅没有辐射，反而却因为其优越的资源配置，把周边的要素吸引到京津来，人才、置业甚至包括农民工到这里来打工。据统计，2005年至2010年，河北省来京人员逐年增加。2010年数据显示，河北省来京人口为155.9万人，占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22.1%。珠三角的发展一定和香港有关，长三角的发展一定和上海有关，但是京津冀周边的发展至少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中，与北京的关系不大。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乡镇企业县域经济最发达，而北京行政辖区内几乎没有多少乡镇企业，天津的乡镇企业只是局限于辖区内，也很少向河北扩散。环北京所谓的贫困带就足以说明京津对周边的带动能力不强。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2012年3月，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持的首部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指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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