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梁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一组代表着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诗歌，它对魏晋以来文人五言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此后历代诗论家不断探求《古诗十九首》千古不朽的艺术魅力，或对它作画龙点睛式的评点；或写专书进行研究。他们的评论为《古诗十九首》罩上了美丽的光环，使其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获得高度赞誉的诗歌。承近代《古诗十九首》研究之余绪，20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在古诗文本的解读、研究资料的整理、研究内容的深化、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瞻目的研究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分三个阶段论述：
一、1900~1949年
如果说传统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或侧重于事理的诠释、出处的罗列、语词的探寻；或以“比兴”、“寄托”的方法揭示诗歌的内在意蕴；那么，本世纪前半期的诸多学者，从对《古诗十九首》的注释、解说、考证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入手，既注重“事象层面”的探求，又注重“意象层面”的开掘，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考辨中多有创获。
贺灵扬的《古诗十九首研究》一书，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作品产生的时代、艺术特色、各家之拟作等作了较为系统地研究。[1]这一时期，发表在期刊上的二十多篇论文，既对《古诗十九首》文本进行诠释、笺注、解说、考疑等，也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时代、表现的情感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初步地探讨。较具代表性的是徐中舒的《〈古诗十九首〉考》，他结合相关典籍及后人拟诗，严于考证，慎于论断，认为《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以后。[2]关于《明月皎夜光》一诗中“玉衡指孟冬”一句，因李善注引《淮南子》、《汉书》中“明是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汉之孟冬，今之七月”所引起的千余年的争论，金克木《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一文，寻绎诗意，查考星图，并引证天象，即景解文，认为“玉衡指孟冬”并不指月份及节候，而是说一日的时刻，他的这一说法，合乎天文的理论与实际，比较前人与时贤之说似乎较少牵强，从而动摇了《明月皎夜光》成诗于“太初改历以前西汉初年”的推论。[3]
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可以说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的著作。该书卷一“考证”对《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及其作者诸问题条分缕析，列出“枚乘、傅毅说”、“曹植、王粲说”、“张衡、蔡邕说”，认为这些都是传说推测之词，并无真凭实据，而不足为信。六朝以来至清人顾炎武、近人徐中舒等有关“东汉说”、“西汉说”的诸论点，理由不能充分成立，经逐一驳正后，他认为“两汉之说”最为可信。前人“《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的说法是对的。此说似已无大的争议；卷二“笺注”，每首诗在六臣注之后，列举了从“文选学”专著及《古诗源》、《古诗镜》等诗歌选本中精选出的评论《古诗十九首》的资料，层次清晰，方便研究者对读；卷三辑录了清代及近代学者刘履、张庚、吴淇等的著作和论文中对《古诗十九首》的解、说、评点资料；卷四“评论”辑录了自刘勰以来历代诗论家对《古诗十九首》精当的评语。这部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著作，是研究《古诗十九首》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书。[4]
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别开生面，他以新的学术眼光和审美情趣分析《古诗十九首》，在“注释”部分继承李善“释典”、“释事”的传统，“说明”部分揭示《古诗十九首》内在旨意，把诠释诗歌中的“典事”和阐发诗歌中的“意蕴”相结合，体现了新旧文学的融会贯通，在疏通文义的基础上，分析探求古诗的思想内涵及艺术特征，形成了既长于注解考证，又善于鉴赏批评的研究特色，成为后人研究的典范。[5]
可以说20世纪前半期的学者，以笃实谨严的治学态度、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力，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集评笺注，评论鉴赏；或辨析资料，旁征博引；大都打破了旧学的“比兴说”、“君臣说”的模式，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学不同研究手法的过渡。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初学古诗者指示了门径，为《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推向深入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
二、1950~1979年
1956~1957年，马茂元、朱光潜先后在《新建设》、《语文学习》、《中国青年》上发表论文，开始对《古诗十九首》进行研究。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一书，使人们有了阅读、欣赏《古诗十九首》的新注本。该书和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集释》体例相同，先列原诗，再加注释，最后是说明，注释和说明也兼采众长，并融进自己的新见。他首次用美学和文艺学的方法，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十九首古诗，弥补了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集释》只完成九首的缺憾。以往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作者、写作年代和诗中具体词句的考证方面，马茂元一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以精当的鉴赏，优美的语言，对《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进行了新的阐述。该书以学术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令人耳目一新。[6]然而，这部使马茂元成为著名的古典诗歌评论家的著作，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却引起了一场关于批判《古诗十九首》研究中的“唯美主义”、“资产阶级人性论”观点的风波。此后，没有人专门研究《古诗十九首》，我们只能从文学史中看到一些片断。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写作年代，1962年中科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根据五言诗的发展情况和《古诗十九首》的某些篇章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推测《古诗十九首》“虽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大致产生于桓、灵之世”。[7]这些推测虽然是合理的，但在具体年代的界定上过于宽泛。游国恩又对其上限与下限作了较为明确地推断：“大概不出于东汉后期数十年间（写于后十年的可能性更大），至早在顺常末年，至晚亦在献帝以前约公元140~190年”。[8]这一观点得到了80年代以后多数研究者的认同。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中科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是不容低估的。它代表汉代五言抒情诗的最高峰。它继承了乐府民歌中抒情诗的技巧，又吸收了《诗经》、《楚辞》的营养，因此其中有些作品，特别是某些写相思离别之作，历代摹仿者很少能够超越。《古诗十九首》用自然、明白、简洁、生动的语言表达了深挚的感情，表达的方法只是平平淡淡但是委曲含蓄地道出。它没有什么新巧可惊之句，但是耐人咀嚼，禁得回味”。[9]郑振铎在论及《古诗十九首》的语言时说，类多情意恳挚，措辞真率，不求于工而自工，不求乎丽而自有其娇媚迷人之姿。[10]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及时行乐”问题，刘大杰比较客观地看到“诗人呼吁及时行乐内蕴着深沉的悲愤，表面的颓废掩饰着积极的人生态度”。[11]他的这一观点被后来的一些论文多次引用。此后，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几乎中断，其间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中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章节，或言不由衷地加以简述，或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没有也不可能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充分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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