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日本
1934年的萧红
萧红1940年在香港。
1935年，萧红和萧军被带到上海
1938年萧红和端木蕻良
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的天才女作家，也是她生前最受关注和支持的青年作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萧红诞辰85周年之际给予她这样的评价：“世界上最优秀的当代女作家之一”。
然而萧红只活了31岁，在留下《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名作后，她的生命便过早地逝去了。近日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的《追忆女作家萧红》，再现了这位女作家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她的童年，她的写作，她的情感，她的死因，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没有爱情的童年
1911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黑龙江省呼兰县龙王庙胡同张家大院东端南炕上，诞生了一个女孩。女孩的奶奶和爸爸都不开心。首先，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女人。第二，认为端午节是不吉利的日子。掌管范氏的这个小丫头取名叫荣华，而大号则取名叫张乃英。这个小女孩是一个笔名为“萧红”的女作家。
在张家大院里，萧红最喜欢的地方是后花园。在这里，她暂时忘记了奶奶被钢针扎破手指的痛苦，忘记了父亲经常因为贪欲而失去人性的责骂，忘记了生病母亲的冷漠。每次姥姥骂完姥爷和小红，一老一少就手拉手逃到后花园打游戏，种花种菜，那是小红孤独的童年里唯一的快乐时光。
除了玩，爷爷还教小红读诗，给小红讲解诗歌的意义。萧红爷爷是第一位文学老师，也是在萧红幼小心灵里播下爱的种子的园丁。
进入中学后，在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萧红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各地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她阅读鲁迅、歌德、海涅和普希金的作品，与同学交流阅读，与他们交谈，有时争论和讨论人生的真谛。
萧红不仅看书，还时不时写一些散文和诗歌，发表在学校的黑板报或校刊上。这些作品来源于生活，朴实而真诚。1930年初夏，学校组织学生去吉林旅游。不久后，校刊发表了一组署名“静静歌唱”的诗歌，题目为《吉林之游》。我最好的朋友问小红为什么她用“银翘”这个笔名。她说，“小声唱。”后来萧红成名后，也用了这个笔名。
这些发表在黑板报和校刊上的散文和诗歌，可以算是萧红最早的文学作品。
离家出走
毕业不久，萧红突然变得心事重重，喜怒无常，晚上经常一个人哭。原来她家已经把小红许配给王家少爷王殿甲了。王是法政大学的学生，但萧红发现他吸食鸦片后很反感。
1930年夏，萧红初中毕业后，与家人决裂，离开了。
萧红从小缺爱，所以对爱情有着强烈的渴望。只要有人对她表示一点点爱，她就会盲目地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她想从别人那里追回童年失去的爱，她需要用爱来补偿。然而可悲的是，她不知道对方是否也和她一样对爱情有渴望，这让她在后来的感情世界里遭受了反复的挫伤，无法自拔。
小红到北京后，王殿甲跟着她找到了小红。萧红虽然不喜欢他，但她一个人来到异乡，感到孤独，在经济上挣扎，迫切需要一个能安慰她的人。王殿甲很会献殷勤，说好话。她终于屈服于他无耻狡猾的纠缠，很快就怀孕了。
萧红和王殿甲回到哈尔滨，住在道外东兴顺宾馆。住了半年多，两人坐山观虎斗，欠了酒店600多元。王殿甲见势不妙，想溜走。一天，他对小红说，回家要点钱还债。萧红信以为真，放了他，他却一去不复返了。酒店派人盯着小红，拿她当“人质”，希望在她还不起债的时候把她卖进妓院，酒店不亏。
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变大，小红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小生命在蠕动，却失去了第一次做母亲的喜悦。她害怕，她难过，她不知道该怎么办。绝望之下，萧红给报社写了一封求助信。当时《国际协报》副刊的主编裴新源把这封信拿给肖军、方等青年朋友看。每个人都深表同情。他们以记者身份与酒店交涉，让老板暂时不敢继续辱骂小红。
自从见到小红，小军就一直在想怎么救她。我认为这是让她出来结婚的唯一方法。但第一步是给她还债，赎回来。对于一个穷作家来说，600元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不容易啊！
两难之际，哈尔滨松花江被暴雨连续数天漫堤，整个城市成了汪洋大海。小红被困的酒店也被水包围。趁着混乱，小红逃离了酒店。小军把她送到医院，生下一个女儿。因为没钱支付医药费，她的生活没有着落。出院时，小红只好把孩子留在医院。
踏上文学之旅
在贫困中，萧红和萧军开始了饥寒交迫的蜜月生活。
1932年底，《国际协报》年举行新年征文活动。在萧军和朋友们的一致鼓励下，萧红写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为随笔，萧军亲自交给了当时正在《国际协报》编增刊的方和陈志宇。描写了勤劳善良的王大娘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经过方和陈的研究，他们立即决定发表。可以说，萧红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系住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此后，萧红以“银翘”和“天地”为笔名发表作品。从1933年8月到12月，她的作品几乎出现在《王阿嫂的死》期的《文学周刊》上。《夜哨》,《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散文《烦扰的一日》，《小黑狗》；诗《渺茫中》等。萧红开始踏上艰难的文学之旅。
从1932年到1934年，萧红先后发表了《八月天》、《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大同报大同俱乐部》、《幻觉》、《弃儿》、《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两个青蛙》、《八月天》等。，《哑老人》，《叶子》，《清晨的马路上》，《渺茫中》等。尤其是与萧军合作的小说散文集《镀金的学说》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
由于日伪政权对进步知识分子的加紧迫害和镇压，小野和中国被列入黑名单，随时有被捕的危险。1934年五六月间，萧红和萧军秘密离开哈尔滨前往青岛。
萧红在青岛只待了五个多月，却是她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站。她在这里完成了她的著名作品《破落之街》。
与鲁迅的友谊
1934年11月，萧红、萧军从青岛到上海，在杜拉路283号找到住处。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迅写信，他们渴望见到他。鲁迅收到信后，当天就写了回信。
1934年11月30日，鲁迅在虹口内山书店会见。萧红迫不及待地想听到鲁迅的声音。绍兴口音的南方方言一定很有意思。他的笑像最爱她的爷爷一样亲切吗？还有他的长相像不像绍兴师爷？哦，他右手中指上一定有厚厚的老茧，是写文章磨出来的.
这两个“野”的东北青年一进内山书店，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等了几分钟后，一位穿着黑色胶鞋和黑色长袍，左胳膊下夹着一个包的长者走了进来。萧红和萧军用眼神和他打招呼。鲁迅立即上前说：“你是刘老师吗？”萧军点点头，鲁迅说：“你等一下，我跟老板说一句话就来。”然后他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鲁迅从里屋出来说：“我们走吧。”
萧红和萧军跟着鲁迅来到附近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店，喝茶聊天。这时，门响了，迎海来了。迎海见到小红时特别亲热，觉得她像个大姐姐，可以一起玩耍嬉戏。许广平看着萧红。“她中等身材，白白的，挺健康的，后脑勺略扁，这是满洲姑娘特有的。她爱笑，天真无邪。”这个来自北方的女孩给许广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萧把《出嫁》手稿交给鲁迅，请鲁迅指导并帮助他找一家书店出版。在青岛写完初稿后被萧军带到上海，萧红用日本产的美国强纸为他抄写。这种纸只在内山杂志社卖。小红典当了一件旧毛衣换钱。
萧红和萧军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创作。萧红写过《跋涉》，《生死场》等作品。《八月的乡村》通过肖61一家多次被旧势力逼迁、逼疯的悲剧，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揭露劳动人民的辛酸遭遇。萧红寄给鲁迅，鲁迅收到后向编辑推荐。《八月的乡村》半月刊，1935年3月5日出版。同时肖军写了《小六》，《过夜》，《小六》，《太白》，《职业》等。一口气，而且是在鲁迅介绍之后，在几家刊物上发表的。
在鲁迅眼里，萧红只是个大孩子。鲁迅曾多次提醒萧红，不要在上海摆脱自己从北方农村带来的“野气”，不要沾染那种“娇气、冷门、不像人的江南”。鲁迅还专门指导和培养她的写作方法，让她不能脱离生活，否则永远写不出文章。他希望萧红“最好经常到外面去看看社会形势和各种各样的人的面孔。”
萧红读鲁迅风趣隽永的书信时，心中往往会产生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化为创作的冲动。她拿起一支笔，趴在书桌上，用女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写下了国难之际生活在被占土地上的东北人。她写自己生活在哈尔滨上实街的困境中；写她和小军蜜月时的辛酸感受和离家前的复杂想法.
萧搬到路351号后，房子大了，他想请鲁迅来做客，鲁迅忙不过来。终于在1935年5月2日，鲁迅和许广平带着迎海去拜访萧红和萧军，这一天，萧红和萧军照常写作。突然，鲁迅一家从天而降，这让他们非常激动和高兴。他们忙着请他们坐下来休息一下，聊聊天。大约一小时后，鲁迅邀请两个萧出去吃午饭。那天她吃了什么，小红完全忘了。她只注意到了鲁迅的亲切话语、爽朗的笑声和抽烟的姿势.这次见面十天后，萧红完成了长篇回忆散文《樱花》。
萧红没有辜负鲁迅对她的期望，在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是萧红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30年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出版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非常喜欢萧红的作品。他到上海后不久看萧红创作的《货船》时说：“做得好的不客气。热情满满，和那些只玩点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相径庭。”鲁迅读了《初秋的风》，觉得萧红“描绘了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定和对死的挣扎，但往往早已走过场；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离经叛道的文笔，增添了不少光明和新鲜感。”
鲁迅拿到《军中》手稿后，托人送到四面八方“推销”，希望能找到一家可以公开出版的书店接受。曾文学社愿意给她出版社，但稿子送到中宣部书报检查委员会，拖了半年，结果就是不准。在这半年的焦急等待中，萧红不止一次给鲁迅写信，鲁迅总是耐心地给她回信。
到《商市街》要作为第三个奴隶系列出版的时候，叶紫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小六》已经出版了，都有鲁迅写的序言。萧红写信给鲁迅说：“他们的书，都有你写的《生死场》，我也要！”鲁迅收到信后，于1935年11月14日夜为《生死场》写了《生死场》，第二天送给萧红。
《》是东北人民反抗侵略者斗争的标志性著作，自1935年12月首次出版以来，重印不下20次。
鲁迅萧红并不总是偏爱鲁迅。一方面，他肯定她的小进步；另一方面，他总是对她的思想和创作弱点给予现实的批评和帮助。鲁迅在为《丰收》所写的序言中说：“叙述和景物描写，胜于描写”。短短的一句话，既赞扬了萧红在叙事和景物描写上的长处，又机智地指出了萧红在人物刻画上的弱点，不够生动，成了一种纯粹的自然主义。她仍然不得不努力练习写作。怕鲁迅萧红理解不了他的苦心，他在1935年11月16日的信中写得很清楚：“序言中有一句话叫‘叙述风景不如描写人物’不是好词，也可以解释为描写人物。”
1936年3月，萧红和萧军搬到四川北路底的“永乐巷”，意图离鲁迅更近。从那以后，梁潇“每天晚上晚饭后都会来到内地的新村。刮风下雨的日子几乎没有中断过。”他们聊着聊着，说到好笑的事，鲁迅笑得连根烟都拿不住，经常笑得咳嗽。笑声很有感染力，小红笑弯了腰。
有时候，萧红趴在鲁迅的膝盖上，她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萧红曾问鲁迅：“你对年轻人的感情是父系的吗？还是母性？”鲁迅：“我觉得我对青春的态度是‘母性’！”
一天，萧红穿着一件新奇的红色外套，一条棕色格子裙和一双短靴。她自我感觉还挺好，去了鲁迅家，希望鲁迅或者许广平能夸夸她的衣服。而许广平忙于家务，鲁迅无暇顾及她的衣着。他坐在沙发上抽烟。萧红忍不住了。她说：“周老师，我的衣服漂亮吗？”鲁迅这才上下打量萧红，说：“不怎么好看。”鲁迅怕萧红不高兴，继续解释说：“你的裙子配错了颜色。红色上衣要配红色裙子，不然就是黑色裙子，棕色的不行”然后鲁迅兴致勃勃地谈起衣服的颜色如何与人体的胖肤色相协调：“瘦的人不宜穿黑衣服，胖的人不宜穿白衣服；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脚短的一定要穿白鞋；方格子的衣服胖子穿不了，但比横格子的好。交叉检查，胖子穿上，两边把胖子分的更多，更宽。胖的人穿竖条纹，显得人长，横着看更宽”
鲁迅的这番话让萧红充满了敬佩，她很奇怪鲁迅怎么会知道“这些
萧红在鲁迅家吃饭的时候，经常给大家看什么韭菜合子，合页饼，尤其是做饺子，又快又好。鲁迅对萧红言听计从。只要萧红建议吃什么，鲁迅总是同意的。晚饭后，小红经常和鲁迅一家去看电影。萧红完全记不起来了。当鲁迅向她表示任何恼怒时，他总是兴高采烈的。萧红从鲁迅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老师的教诲，还有她渴望已久的“母爱”的感觉。
在爱情的漩涡中
自从《八月的乡村》和《序》问世后，萧红和萧军就成了文坛上的文学情侣。他们在人们眼中是多么幸福、和谐、快乐的一对啊。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萧红的心里似乎藏着某种痛苦。细心的许广平觉得“厌倦、失望和悲伤笼罩了她的一生”。为了摆脱痛苦，萧红经常整天待在鲁迅家里，徐光平不得不放下家务陪她。她和小军之间发生了什么？
萧红和萧军，一个修长，一个粗犷；一个有病，一个强；一只手慢，另一只坐下就能写字。恋爱时，双方不会注意性格、爱好、习惯、健康等各方面的差异，但时间久了，就会逐渐发现，或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互相包容，或激烈冲突，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就会发生。当你遇到两个性格倔强，自尊心很强的人，即使你不想伤害对方，也会让双方都很痛苦。
萧军对待萧红就像他自己说的：“因为我习惯了像孩子一样‘保护’她，习惯了做一个‘保护者’，这让我感到光荣和自豪！”有时候朋友来聊天，说到创作，小军随口一句“她的散文有什么好的？”而这位朋友附和道：“结构也不牢固！”无论萧军的动机多么善良，萧红的怒火都不会回来。萧红是一位被社会认可的女作家。当然，著名作家写的每一部作品不一定都是杰作，但作为丈夫，在别人面前评论萧红，严重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早年的贫穷、漂泊和折磨，让萧红的身体虚弱苍白，经常听到她抱怨头疼.对于她多病的妻子的心态，壮如牛的小军没能完全理解。往往一个疏忽就让萧红不开心，心里有个疙瘩。
萧红自己也承认：“灵魂太微妙的人，同时一定是渺小的，所以我不尊重自己。我佩服这种笨重和大方”萧军认为“虽然她‘尊重’，但我以为她不‘爱’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她会觉得这样的灵魂伤害了她的灵魂自尊，所以她可能还是会讨厌它，最终想要逃离它”1938年，萧红随“西战团”第一次去了西安。萧军于3月11日拿到了去延安的通行证，徒步渡过黄河，18日到达延安。在延安住了半个多月，他才随聂绀弩来到延安，要他去西安，在西北野战军工作。他同意了。
在临汾站送萧红上火车时，萧军在站台上抓住了聂绀弩。萧军一直信任鲁迅介绍给他的朋友，所以向聂绀弩倾诉。小军说：“小红和你在一起最好。你应该照顾好她。她对人生一无所知，很容易被骗。”“她简单、诚实、固执又有才华。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怎么，你想”聂绀弩惊讶地问。“不要大惊小怪！我说我爱她；这意味着我可以适应。但还是很痛苦，她也会，但如果她不先和我分手，我们永远是夫妻，我永远不会先抛弃她！”
在临汾的分手中，小欣和小欣都很清楚，这将是一次永久的分离。也许失去的东西更珍贵。抱着一丝希望，萧军在4月初和丁玲、聂绀弩从延安来到Xi，希望能再见到萧红。当他们一行人刚走进一所中学的院子时，“西部战团”的一名成员看到了丁玲，大声喊道：“主任回来了！”听到喊声，萧红和端木宏亮一起跑出了丁玲的房间。他们以为迎接他们的是丁玲，没想到满身灰尘的萧军就站在他们旁边。两个人都愣住了。肖军虽然有备而来，但看到他们一起从屋里出来，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意。
这个时候，聂绀弩比任何人都清楚萧红、萧军和端木的关系。萧红在和丁玲去延安之前，已经向他倾吐了自己的痛苦和与端木蕻良的关系。
在那个月色朦胧的日子，萧红穿着一件棕色的旧棉袄和一件黑色的小外套，聂绀弩走在正北的路上，手里拿着一根小竹竿漫不经心地敲着路边的电线杆和树。她说：“我爱萧军，我今天还爱他。他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一个思想上的同志，一起历尽艰辛奋斗，但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脾气这么大，为什么拿老婆做气包，为什么对老婆不忠！我已经忍受屈辱太久了”
他们在路上走来走去，说了很多话。最后，小红说：“我有一件事要求你！”聂绀弩问了她什么？小红举起手中的小竹签，说是在杭州买的。她已经带了一两年了。“今天端木让我交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说。明天，我会告诉他是给你的。如果他问，你能不能就承认发生过？”聂绀弩同意了。
过了几天，聂绀弩在路上又遇到了萧红，萧红一定要请聂绀弩吃饭。进入餐厅后，小红看着他吃了满满三碗菜，然后开口说话。“如果我同情你，你会原谅我吗？”“没有你我不会原谅。”“小竹签的事.我刚才给他了。”
聂绀弩目瞪口呆，似乎想挽回什么。他问：“只是一根小棍子。它没有象征别的什么吧？小军说你没经验。”聂绀弩还在提醒小红。“我有重要的事情！”萧红说话很坚定，但聂绀弩听出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现在三人见面了，萧军和端木礼貌的拥抱后，就进屋洗脸了。小红也进了屋，站在一边笑着说：“三郎太，我们永远分开吧！”“很好。”萧红听到萧军说“好”，赶紧走了出去。
萧军说：“我们永远的告别是那么的普通和乡土，没有任何废话和争执就已经确定了。”据后人披露，当时萧红已经怀孕，属于萧军，所以萧军建议等她有了孩子，如果不想要他的孩子，可以由他抚养。但是，萧红的离心决定已经做出，她不再接受他的好意，也不愿意把孩子交给萧军。
多年后，肖军冷静地分析了他和萧红分手的原因：“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历程中，并不都属于大道。就像普通青年男女一样，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猜疑、误解和‘外力’的干扰.但世界上的事情终究会改变。一旦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时空发生变化，共同的基础发生变化，相应的人们的思想、感情、理想也发生变化.必然会导致变化。如果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总会有其一定的规律可寻，所以对我们说再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萧红经常被指责是两个萧分手的原因。其实当时两个萧是戏剧性的结合在一起的，舆论的天平是倾向萧军的，因为是萧军救了落难的萧红，一个强者救了一个弱者。一个付出一个得到，本来就不平衡。不管以后萧红怎么把所有的爱都献给萧军，人们都觉得这是她应该做的。萧和一个“第三者”分手了。舆论肯定是反对萧红的，这让萧红很难过。她讨厌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
萧红对端木的感情也很复杂。端木曾告诉一个朋友，当时“有几个作家对萧红表示好感。有一次小红买了拐杖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夺它。小红叫大家藏起来，让大家去找。谁找到它，谁就属于它。同时，他悄悄告诉端木神器在哪里。当然，结果被端木发现了。”这篇文章是萧红给聂绀弩的“小竹签”。
1938年4月，萧红和端木决定回武汉。火车就要开了，聂绀弩挤过人群，大声对小红说：“小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序言》的作者。要想到自己的文学立场，就要向上飞，飞得越远越好”这是一个朋友的肺腑之言，萧红几乎泪流满面。火车启动了，聂绀弩向小红做了一个飞翔的手势，再次指向天空。她会意地笑了笑，点点头，向她的朋友们挥手告别。她的眼睛在人群中不停地搜索，想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可是火车越开越快，人群渐渐变小，萧红的手无力地垂下.
从此，萧红和萧军分道扬镳，再也没有见面。
“我将永远和蓝天碧水生活在一起”
1940年1月，萧红和端木宏亮乘飞机抵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的一间小房间里。小红身体不好，经常咳嗽、头痛、失眠。然而，她仍然勤奋地写作。在完成未完成的小说《生死场》后，她开始创作小说《生死场》，以九一八事变后半个国家的山河沦陷为背景。
萧红1939年在重庆时开始构思《生死场》，1940年到香港后开始写作。小说的前半部分最早于1941年1月由重庆时代出版社出版，封面由萧红自己设计，后又多次重印。同年，香港《八月的乡村》开始连载《生死场》的后半部分，直到1941年秋第九章结束，萧红因病退学。
1942年1月12日，萧红被送往香港欢乐谷洋河医院。医生会诊后，第二天小红被送进了手术室.这个手术加速了萧红的死亡。——她被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李误诊为喉部肿瘤，做了喉部手术，导致病情急转直下，痛苦万分。
这天晚上，萧红靠在病床上，端木红亮和她的朋友在床边。萧红说：“人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发展，追求自己的最高峰；一个是向下的，卑鄙的，自私的作家在世界上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一切都是为了人们好，你就应该去做。我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赢家，我们必须付出。”萧红继续说，“我以后想写点什么，但我知道我要离开你了这样活着，这么虚弱，这么死了，算什么！”
1942年1月18日，萧红被转到玛丽医院，接受了再次手术，更换了喉咙处的呼吸管。19日夜里12点，萧红向罗示意要笔。她在拍纸簿上写道：“我将永远和蓝天碧水在一起，把《商市街》的那一半留给别人写.我受了半辈子的冷遇，我就先死了，不甘心，不甘心！”这是萧红最后的哭泣。她不想死。她还有很多作品要写。
21日上午，萧红和端木、罗谈话时，脸色红润，吃了半罐牛肉。她喉咙里的铜管被痰堵住了，于是她发出嘶哑的声音：“我完全好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多。”
22日拂晓，罗再次来到玛丽医院时，发现门口“大日军野战医院”的牌子已经换了。当他上楼时，小红已经不见了。几经周折找到端木，才知道小红已经被转到临时医院，情况危急。目前还缺丧葬费。向罗借了二十块钱，给了端木。没想到，在去医院的路上，两人又遇到了“不检点的男孩”，连身上的钱和衣服都被抢走了。
上午9时许，罗和端木终于赶到临时医院时，只见萧红盖着一条毛毯，仰面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头发披散在枕后，脸色渐渐变得灰白，喉咙口手术处涌出泡沫.11点，萧红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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