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九岁时擅长写文章，十五提升明经，书判拔萃科，补任校书郎。元和初年，对策第一，拜任左拾遗。多次上书谈论利与害，当道路恶劣的，出京任河南尉。后来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东川办案。
回次敷水驿，中人仇士良半夜到，元稹不让邸，仇怒，攻击元棋的脸。宰相任命刘稹年少轻威，失去宪臣体，贬江陵士曹参军，李绛等人议论他的错误。元和末年，召任膳部员外郎。元稹诗变体，往往宫中音乐色都读的，称为才子。
然而点缀属虽然广，乐府专门的警句啊。当初在江陵，和监军崔潭峻好。长庆年间，崔进他的诗歌上百篇，皇帝非常高兴，问他现在在哪里，说：“为南宫散郎。”提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迁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后来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首次以机会，举止轻浮，朝廷内外各种笑，不久罢除。但是一直没有检查，望轻，不为舆论所左右，任武昌节度使，死亡。在越时，征召窦巩。窦巩长于诗，太阳报和，所以镜湖绵延、秦望的奇异更加传，当时称为“兰亭绝唱”。
微妙的和白居易最秘密，虽然骨肉未到，爱慕之情，可以欺骗金石，千里神交，如符契，唱和的多，没有超过二公的。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和《小集》十卷，现在传。O松柏饱经风霜，然后胜利栋梁的责任，人必劳饿空乏，然后不要得意忘形的样子。
声誉早一定锐不可当，士气旺盛就志骄，神志骄横就会积聚怨恨。先到者未必可喜，大器晚成者或许可以祝贺。何况喜庆吊丧接踵及门，不可预料的呢。人评元诗如同李龟年说天宝遗事，相貌憔悴而神不伤。
何况尤其物移人，奢侈风俗迁移性，可以看出他的言行举止缺乏丰茸，且不能战胜自己，到登高位愧，在许多人留下笑柄，由来已久。不重视细节，最后几大德。难道听不到言行君子的关键，荣耀的主吗？古人不以能治而无位，以有位而不能治理好了。
原文：
稹，字微之，河南人。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初，对策第一，拜左拾遗。数上书言利害，当路恶之，出为河南尉。后拜监察御史，按狱东川。
还次敷水驿，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让邸，仇怒，击稹败面。宰相以稹年少轻威，失宪臣体，贬江陵士曹参军，李绛等论其枉。元和末，召拜膳部员外郎。稹诗变体，往往宫中乐色皆诵之，呼为才子。
然缀属虽广，乐府专其警策也。初在江陵，与监军崔潭峻善。长庆中，崔进其歌诗数十百篇，帝大悦，问今安在，曰：“为南宫散郎。”擢祠部郎中、知制诰，俄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以瑕衅，举动浮薄，朝野杂笑，未几罢。
然素无检，望轻，不为公议所右，除武昌节度使，卒。在越时，辟窦巩。巩工诗，日酬和，故镜湖、秦望之奇益传，时号“兰亭绝唱”。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无逾二公者。
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及《小集》十卷，今传。夫松柏饱风霜，而后胜梁栋之任，人必劳饿空乏，而后无充诎之态。誉早必气锐，气锐则志骄，志骄则敛怨。先达者未足喜，晚成者或可贺。
况庆吊相望于门闾，不可测哉。人评元诗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况尤物移人，侈俗迁性，足见其举止斐薄丰茸，仍且不容胜己，至登庸成忝，贻笑于多士，其来尚矣。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岂不闻言行君子之枢机，荣辱之主耶古人不耻能治而无位，耻有位而不能治也。
此文出自北宋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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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 。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
〈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
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
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宋祁传》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
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
《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
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
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
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鸣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
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
《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
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
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二十一岁时，元稹在河中府（治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任职。就在那里，发生了他在《莺莺传》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那是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河中节度使浑瑊刚死，驻军骚动，蒲州大乱。元稹请人保护了旅居此地的一门远亲，因此结识了这家的女儿——我们姑且也称她为“崔莺莺”吧。崔莺莺是个十七岁的少女，“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元稹一见就热烈地爱上了她。通过她的一个侍婢，元稹以“艳诗”相试，竟深深打动了情窦初开的崔莺莺的心。他们的爱情艰难曲折然而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终于大胆冲破封建礼教自由结合了。这是故事充满浪漫情味的前半截。后来元稹为谋求官职而进京应试。这对情人只得匆匆分手。谁知元稹在长安一留数载，这其间他们曾互通书问，互致礼物，崔驾莺的书信婉曲地表现出对元稹的一片深情。然而元稹还是变心了。贞元十九年（803）元稹二十五岁，因登书判拔萃科而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不久以后，他便忍心地抛弃了痴等着他的崔莺莺，在长安做了朝廷显贵韦夏卿的东床。不但如此，元稹还在《莺莺传》中极力为自己辩解，称崔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怀疑她在自己离蒲之后另有私爱（参元稹《古决绝词》），却把自己“始乱终弃”的行径说成是什么“善补过”云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论《莺驾传》：“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这是十分严正而公允的。
《旧唐书·元稹传》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这话显然带有贬意，意思是说他为人聪颖敏锐，善观风色，一遇机会便要寻找事端以突出自己。若按元稹一生表现，用这话加以概括并非全然无理，可是还应作些具体分析。凡从政之人，如能纯然无私，固然最为可贵；但历史评价的根本关键还在于其所作所为在当时是否具有进步性，是否于国于民有利。如这样来看，那么元稹早期的政治活动就不可用“见事风生”一词轻轻否定，应该批判的主要是后期的表现。
元稹从政初期是以刚直闻名的。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被授为左拾遗。他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不久就遭到了贬谪。
过了几年，元稹被任为监察御史，受委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他写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今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揭发了严砺总计数十万的赃罪。这时严砺已死，与之牵连的七个刺史都因此受到处罚。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不管元稹有无借此出风头之意，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却开罪了朝中与严砺相好的人们。接着，他又纠弹山南西道枉法贪赃，使该道观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罚俸的处分。这一来，他惹恼的人更多，被调离长安，派到洛阳“分务东台”，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闲差，一个警告。然而元稹在东台不但不思收敛，反而又一连弹奏数十事。虽然所纠的都不是大事，但其锋芒却是指向各地当权大僚的。元稹如此敢于碰硬，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但是打击终于来了。元和五年（810），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廷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俸料一季并立即调回西台。在回长安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稹虽遭贬滴，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如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均当面向宪宗陈述曲直，他的好友白居易更是“累疏切谏”（参《旧唐书·白居易传》），还在诗中赞美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赠樊著作》）当时远在朗州贬所的刘禹锡特意给他寄去文石枕并赠诗“奖之”，后来为了酬谢元稹的回赠，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之句，赞扬元稹的品节。
倘若元稹能够安于下位，矢志不渝，那他的形象也将象革新失败后屡遭贬逐而不肯屈服的刘禹锡、柳宗元那样光辉。可惜他经不起打击，也经不起官禄的引诱，就在江陵任上，他变了。以前他曾以“擘肘回头项难转，人人共恶难回跋”（《望云骓马歌》）的诗句表示过斗争意志，如今却变得情绪低沉颓丧，甚至发出“远处从人须谨慎，少年为事要舒徐”（《贻蜀五首》之四）的说教。以前他敢于纠弹藩镇、对抗宦官，如今他却变为处处依附江陵尹严绶、监军使崔潭峻。当然，严绶就对他“恩顾偏厚”（元稹《严公行状》），崔潭峻也对他特加青睐，后来和另一个宦官魏弘简一起援引他入朝做官，一直做到入相出将的地步。
长庆元年（821），元稹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这时他已是一个和白居易齐名的诗人，穆宗皇帝也很喜欢他的诗，致使宫中人人都知道方今有个“元才子”。次年二月，元稹当上了宰相，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时候。可是，官位的升迁既是以他和宦官深相勾结为代价的，这就很为一般朝臣所轻。早先有一次中书省同僚一起食瓜，有蝇集于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一面挥扇驱蝇，一面弦外有音地斥叱：“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致使“同僚失色”（参《旧唐书·武儒衡传》）。后来裴度也曾因为元稹对他的掣肘而一再上章。在《论元稹、魏弘简奸状第二疏》中，有这样的话：“伏乞圣恩宣出，令文武百官于朝堂集议，必以臣表状虚谬，牴牾权幸，伏望更加谴责，以谢弘简、元稹；如弘简、元稹等实为朋党、实蔽圣聪，实是奸邪，实作威福，伏望议事定刑，以谢天下。”（《全唐文》卷五三七）可见裴度和元稹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朋党之争是中晚唐朝政另一个痼疾，而这些朋党往往是由宦官作后盾或牵线的。由于宦官内部同样充满争夺，后来另一个依附宦官的奸人李逢吉利用元、裴不和，诬陷攻击，竟使二人同时罢相。元稹同平章事不过数月，就被外放到同州当刺史去了。这以后他还担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时暴卒于武昌任所。
应该说，元稹政治生涯的后一阶段因为勾结宦官，弄权营私，是不光彩的。不过也应该看到，他在地方官任上还是做了些革除弊端、减轻人民负担的好事。
元稹虽然一生热心从政，可是他的实际成就和抱负却有很大距离。他的挚友白居易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总结其一生，云：
……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
这里除所谓“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是对元稹政治上变节的讳饰，其余所论颇能概括元稹一生特色。
其实，元稹真正的伟业不在其政绩，而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只是因为后者，他才成为一个至今未被忘却的历史人物。提起唐朝的诗人，有谁不知“李杜”、“韩柳”和“元白”呢。元稹是白居易的挚友，诗名也与之相埒。他们共同创造了以清浅流畅为特色的“元和体”诗，共同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把诗歌创作同人民的苦难、朝政的得失以及社会的种种矛盾紧紧联系起来，使诗歌成为反映现实的利器，也成为他们手中的谏诤之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启发者。是元稹看到李绅的新题乐府而“取其病时尤急者”写出和作，这才触发了白居易的创作激情，写出《新乐府五十首》，从而把运动推向高潮。后来又是元稹读了刘猛、张余的古乐府诗，一面“选而和之”，一面便写出著名的《乐府古题序》。这篇文章既肯定“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又大力提倡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这样“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歌行。它同《叙诗寄乐天》和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等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重要文献。至于元、白的友谊和诗文交往，也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元稹被贬在江陵和通州的将近十年时间里，白居易的友谊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在通州，元稹染瘴大病，“危惙之际，不暇他及，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就在这时，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消息传来，元稹扶疾吟诗一首云：“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一个重病之人被朋友左迁的消息惊得猛然坐起，他们之间友谊之深、关怀之切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乐府诗和同白居易等友人的唱酬诗以外，元稹一生还写了不少好作品，如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如悼亡之作《三遣悲怀》、《六年春遣怀八首》以及象“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古行宫》）这样隽永的小诗，至今仍为读者所喜爱。元稹在古文写作方面也有很高造诣。不但《莺莺传》用简洁娴熟的古文写成，而且他在担任翰林学士起草制诰等政府文书时，也一改当时流行的骈俪体，用古文来写作。白居易在一首诗中说过“诗到元和体变新，制从长庆辞高古”（《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后一句就是指元稹的制诰而言。元稹对制诰文体的改革可以看作对韩柳古文运动的响应。
在我们看来，元稹是这样一个人：政治上有抱负、有热情、也有能力，无论干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子来。但是聪明过份，私心太重，因而在黑暗势力面前缺乏斗争的坚定性，甚至不免堕落。个人生活上多才多情，相当重视友谊，然而出于利害的考虑也能毫不犹豫地抛弃恋人另娶高门，而对早天的妻子的深切怀念，也并不影响他讨妾和再娶。这是封建时代一个性格复杂、优长和劣点奇妙地融于一身的文人。
元稹一生曾几次编集作品，其诗文集名《元氏长庆集》，有百卷之多，后来散佚不少，只剩下六十卷，但还是保存了诗歌八百多首、文章二百五六十篇。这些诗文对于我们了解元和、长庆的政治状况、研究元稹和新乐府运动，都是极可宝贵的，而当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元稹其人之后再来读他的作品，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准确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