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被迫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开端。不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英双方又签定《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朝又相继被迫与美国和法国订立《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英国割取了香港，勒索了2100万银元的巨额赔款，英、美、法各国获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侵略性权益。
此外，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黄埔条约》），还迫使清朝初步承认外国传教团体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播西方宗教信仰的权利。这一权利，后来又连同领土的割让等项目，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定的一系列条约中，被明确地界定为外国人享有的“便利”。这就使西方传教团体从此能够自由地在中国大地上扩张文化势力。（参见《泉州宗教·基督教、天主教》）
尽管清政府采取投降主义政策，但是泉州民间的抗击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军舰进犯泉州湾，至晋江、惠安交界的洛阳桥下，泉州民众英勇抗击，将英舰轰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英舰4艘入侵晋江县梅林海面，被提督程恩高率水师击退。然而，这种抗击，在整个投降主义体制下，注定是无效的。
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强行嵌入了一种为外国势力扩张服务的新兴都市中心，这些中心对中国原有的区位体系造成巨大破坏，从而导致传统经济核心区位的彻底式微。
作为区域性经济核心区位的泉州城区，在唐以前的地方性商品交易网络的构成基础上，于宋、元时期成为当地以至沟通中外关系的核心地带。在明、清时期经济高压政策的压制下，泉州逐步蜕变为行政核心区位，其对外经济联系的核心地位让位于官方有限的开放港口漳州。（参见《海丝之路》）
“五口通商”后，帝国主义势力选择在泉州府下属的厦门港设立通商口岸，在这个本来属于泉州边陲的地点上扩建通商城市。在这样一种外来的经济扩张策略的影响下，厦门在经济上逐步取代了泉州和漳州的地位。
在旧有经济中心以外建立服务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商城，给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帝国主义势力利用通商口岸的有利地位向区域的腹地倾销商品，造成区域经济殖民化后果。
英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大力向中国倾销洋纱、洋布。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输入的洋纱，从5000磅增至621万磅。短短23年中，竟增加1000多倍。从道光十年（1830年）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15年中，输入棉布由20万码增到1.1亿码，增加近500倍。洋纱、洋布的价格，非常低廉，只是土布的三分之一。土布的销路被夺去，泉州沿海的农村经济受到很大打击。
通商口岸的成立，为进一步的鸦片贸易打开绿灯，成为毒品贸易的集散地，致使整个区域成为鸦片流行的领域，甚至把一些乡村地区改造为鸦片的产地。例如，当时泉州晋江县的张林村（今属晋江市磁灶镇），就是名闻全省的走私鸦片的大本营。石狮一带，也有烟毒惨况。
关于泉州鸦片走私路线，据沈汝翰《戎马风涛集》云：“内销之路：或由惠安、洛阳（今属惠安县）、陈三坝（今属洛江区）、晋江河市（今属洛江区）等地，送至仙游地面发卖。或由南安埔头、小罗溪等处，送至永春、尤溪交界地面，再由大船载至延、建地方销卖。建溪船户多系南安人，鸦片搬运既便，兴贩尤多。”
鸦片战争以后，泉州的社会经济更处于低落状态，一些泉州人不得已移居通商口岸谋生，使通商口岸成为泉州地区新兴的经济核心区位。清末吴鲁（参见《泉州人名录·吴鲁》）《正气研斋文集·卷4》云：“迩事先大父，时值家道中落，岁如不足自赡……咸丰（1851—1861年）初，土匪窜兴化，货殖仓储，劫掠殆尽……先府君，遂悉弃莆阳旧叶，旅食鹭江（厦门），重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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