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创作的话剧剧本，经由中国著名导演焦菊隐执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参与演出。多年以来，这出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已成为中国当代话剧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80年代初期，《茶馆》曾赴联邦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国演出，反响强烈，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茶馆》以旧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时间跨度50年，出场人物70个，确实展示了民族历史变迁的恢宏画卷。王利发是这个大茶馆的主人，在他的周围，聚集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而这些人物的命运又随着历史的动荡而沉浮，变幻出摇曳多姿的景象。松二爷是个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他的命运像他的大清帝国一样江河日下。踌躇满志要兴办实业的秦二爷最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败涂地。诚实本分、精明干练的王利发，只想做好自己的茶馆生意，过上安稳自足的日子，可是动荡的社会却使他走投无路，惨淡经营，最后无力撑持，抑郁而终。这中间还穿插着太监娶妻的闹剧、吸白面的人贩子诱拐民女的恶行等等。该剧的结尾处，几位被世道摧垮、被命运捉弄的老人聚在一起，他们抓出街上拾来的纸钱，带着无奈的苦笑，为尚且活着的自己举行祭奠。这一场面的出现，把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面貌刻画得深刻细腻，也从中透示出这样的时代必将结束，而新的时代必将到来的信息。《茶馆》演出的成功，既显示了老舍戏剧创作的雄健笔力，也凝聚着导演焦菊隐舞台处理的超人才华。 （1905-1975），原名焦承志，曾用名居颖、居尹、亮俦，艺名菊影、菊隐，天津人。早年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抗战时期归国，在西南地区从教。解放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曾为北京人艺导演过《蔡文姬》、《虎符》、《武则天》、《明朗的天》、《胆剑篇》、《关汉卿》等话剧。焦菊隐的导演风格浑厚、浓郁、古朴、典雅，他不仅系统地研究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舞台实践，结合中国传统戏曲的审美特点，在话剧舞台上创造出了富有民族特色和美学风格的艺术形式，同时，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
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茶馆》中，焦菊隐打破现实主义的自然生活形态，在高度艺术化的舞台情境中，表现出浓郁的诗情和韵味。在表演上，焦菊隐注重“内心体验”，指导演员去创造富有意味的“心象”，从戏曲表演中借鉴表现技巧，使台上的人物形象形神兼备，情感状态、心理体验和外在动作有机统一。《茶馆》的丰富内涵和它所具有的艺术水平，为新中国话剧的历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谈到新中国的话剧成就，尤其不应忘记田汉的贡献。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文化部艺术局领导，剧作家田汉不仅关心话剧事业的发展，而且雄风不减，笔耕不辍，创作了标志着他话剧创作成就新高度的剧作《关汉卿》。历史剧《关汉卿》创作于1958年，是新中国话剧的又一部杰作。它围绕中国元代杂剧奠基者、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创作《窦娥冤》一剧的过程来展开情节。大幕启处，元代社会残暴无道的情景即进入观众眼中：无辜民女朱小兰因受坏人诬陷，加上贪官做乱，竟负屈含冤被判极刑。关汉卿义愤填膺，要为民女鸣不平，把她的不幸遭遇写成杂剧，以抗议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昏庸，为受奴役、受迫害的平民百姓伸张正义。关汉卿此举，无疑是冒着巨大的危险的，但他无怨无悔。他的正义行为得到了红颜知己、艺妓朱帘秀、赛帘秀的支持，她们不避危险，出演《窦娥冤》中的角色。尽管《窦娥冤》的演出受到了人们的欢呼，但是却惹恼了当朝统治者，他们强令关汉卿更改剧本。关汉卿不畏强暴，坚持不改一个字，愿以生命的代价维护世间的公道。为此，他们遭到了统治者的疯狂报复，赛帘秀被挖去双眼，关汉卿和朱帘秀则被囚于死牢。
此剧一方面描写了关汉卿与朱帘秀的纯真爱情，一曲《双飞蝶》将二人“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的至爱真情渲染得异常生动；另一方面也很好地塑造了“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式的关汉卿的崇高形象。《关汉卿》堪称戏剧家田汉的绝唱，剧作以诗的语言和诗的情调，不仅谱写了一曲文化人可贵品格的颂歌，而且展现了剧作家的奇妙构思和卓越才华。
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被压制、禁锢达十年之久的中国话剧，重新焕发出生机和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出现了惊人的变化：一是话剧一度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走在其他艺术形式的前列，不仅传达了时代变革的先声，而且使自身再度振兴；二是在随后的发展中，话剧大胆地吸收了外来戏剧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借鉴和转化，促动了新时期“探索剧”的创作、演出浪潮，戏剧理论、戏剧观念空前活跃，剧坛呈现多姿多彩态势；三是在面临着信息社会的多方挑战的严峻形势下，话剧队伍逐渐站稳了脚跟，话剧艺术从体制到表现方式上都孕育着新的调整与突破。一、话剧的调整与复苏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社会思潮，在话剧创作中出现了像《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一类的剧目，愤怒声讨“四人帮”及其所代表的极“左”路线，歌颂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讴歌正义和人的善良品性；也出现了像《马克思秘史》、《陈毅市长》、《陈毅出山》、《西安事变》等剧作，透过对领袖人物思想、精神、人格的揭示，来破除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或恶意歪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话剧《于无声处》是这些剧目中出现比较早、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部戏。 姚远编剧的《商鞅》,1996年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它取材于战国中期的历史，选取我国古代政治家商鞅一生中几个重要片段，透视了封建集权制的政治体制下，一个有抱负、有才能的改革家的人生悲剧。《商鞅》的舞台呈现是别出心裁而蕴含深意的。台上那高高悬挂的巨大面具，列成方阵的秦兵马俑，排列于台前的五匹大马等，与悲剧的必然结局和商鞅的政治命运相对应，起到了很好的象征作用和强化视觉效果的作用。
总的来看，90年代的探索剧，已经从单纯的形式变革的热衷转向了对于戏剧以独特视角阐释现实人生的注重。有人认为，90年代的话剧探索，实际上是向着新现实主义的方向回归。所谓新现实主义，即在传统的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中融入现代主义的基质，从而使话剧舞台呈现出新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