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能”这一概念是索罗金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原子能的利用，同时也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随时有发生核战争的危险。为防止人类自我毁灭，索罗金认为，应该发掘人类自身原有的“爱能”，并大力加以发扬。在他看来，“爱能”是“人能”或“心能”的最高形式，与物理学上的“物能”（或力）有极大的差别。“爱能”的表现形式为互助和合作，它是人类社会文化进化中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原始时代，人类的生存能力远不如动物，但人类能战胜各种凶禽猛兽和自然灾害，主要是人类能够合群、合作和互助。互助和合作是人类战胜自然界敌人的动力，也是社会文化进化的动力。人类由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互助原则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索罗金认为，在第一、二次大战之前，许多人认为“博爱”纯属宗教或伦理的范畴，与科学无关。迄至两次大战后，文化危机，迫在眉睫。而国际局势，形成两大阵营的对立。所以高瞻远瞩之士，均认为人道改造方案，无论是教育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都无法阻止最后毁灭战争的来临。索罗金提出要接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指出“人类如不把‘无私的爱能’之生产、累积、流通，给予提高，尽量发挥，则一切图谋阻止未来自杀的战争之方法，都不能把和谐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他还表示：“历史的神秘力量，似乎给人类提出最后的通牒：你的殒灭是由自己一手制造出来，除非你能经由创造的爱之恩赐，把人类行为提高到更高的伦理层面。”
怎样才能增加“爱能”的生产、累积和流通？索罗金在哈佛大学设立“博爱研究中心”进行专门的研究。他们认为，“爱”是人类知道的三种最高的“能”中之一种。人类最崇高者曰“真”、曰“善”、曰“美”。善是“爱能”的表现。“爱能”是“人能”或“心能”的最高形式，与物理学上的“能”（或力）有极大的差别。物理学家现在知道如何分解“物能”，因此，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可能给世界上产生一个新革命。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如能把“爱能”扩大，自能转变今日之世界，把文明加以重整，有利于人类和平发展。
人能以“爱能”为其核心，一经运用，可以产生复杂的经验，叫做“移感”、“同情”、“仁慈”、“善意”、“友谊”等。
索罗金等人认为，“爱能”是人类社会文化进化中重要的决定因素。首先，在蒙昧时代，以家庭和氏族为核心，当时已产生互爱互助的行为。据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人类最伟大的“互助原则”在蒙昧时代已经产生。人类的生存能力远不如动物，只有互助合作，社会文化的初步演进，才有可能。
其次，到野蛮时代，“地域联合的原则”逐渐代替“血缘联合原则”，其演进也是受到“爱能”所决定。
第三，到了文明时代，“互助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伦理和道德观念也由此确立。
索罗金在《神秘的爱能》一文中说：“人的核心就是爱”，“物理科学已把原子分裂，使用它的能，但社会还未能分裂人的核心－－－爱。爱能如果被利用的话，可以拯救人类，使人类免于大战的惨剧”。
据索罗金和其他社会学家研究，“爱能”具有无限的创造与再创造的力量，但是人类对于这种伟大的“潜能”，尚未能尽量发挥和运用。人类应该充分发挥“爱能”，以消除社会文化的一切病症，挽救人类，使人类免于陷入战争、犯罪、贫穷的深渊。具体而言，“爱能”的创造力量，有如下几方面：
1.“爱能”可以阻止个人间和集团间的侵略的攻击；
2. 把敌对关系转变为亲爱关系；
3.“爱生爱，恨生恨”；
4.“爱能”乃生命产生的形式，为体质的、心理的、道德的健康所必需的要素；
5. 博爱的人比自私的人长寿；
6.小孩中缺乏父母的抚爱，在道德上均成残废者，而且往往可能夭折；
7.“爱能”成为反犯罪、反疾病、反自杀、反恐惧、反憎恨与心理变态的良药；
8.“爱能”在认识上、美学上有其重要的功能；
9.“爱能”是人类启蒙与提高道德的最有效的教育力量；
10.“爱能”乃自由之灵魂，又是一切主要的道德的、宗教的价值之灵魂；
11.任何社会生存之维持，特别是为着和谐的社会秩序与创造的进步之达到，最低限度的“爱能”是绝对必要的；
12.“爱能”可以阻止国际战争；
13.在人类历史的兴亡关头之今日，“爱能”之递升的“生产、累积与流通”，或人与集团、制度与文化之博爱化，乃是阻止世界核大战之必要条件，且可以阻止人与人际的无限斗争。
如何把人类无限的潜在的“爱能”，转变而为无限的“动能”，以便造成“爱能”的世纪，使之与原子能世纪配合，索罗金等提出如下几种方法：
一是简单的技术：
1.采取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动因，促进个人的“爱能”；
2.采取瑜伽、佛家禅宗的潜修方法，锻炼个人的意志，支配自动的神经体系，把“爱能”加以增进；采用条件反射，习惯形成，机械训练等方法，把个人的“爱能”增进。
二是复杂的技术：
1.采用合理的劝导和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情绪的、感情的、意志的力量，加以动员，使向“爱能”方面，作积极表现；
2.采用英雄式的示范，使人倾向“爱能”的发挥；
3.侧重直接的生活经验，使人们知道从“爱能”方面做实践的工夫；
4.采用各种美术及美育的方法，启发及增进人类的“爱能”。
三是其他技术：
1.鼓励人类发挥创造能力，压抑破坏能力；
2.鼓励潜修、入定和作圣的工夫；
3.学习儒家、佛家、道家、基督教，整合瑜珈以及一切其他宗教团体所用以增进“爱能”的复杂方法。
索罗金所说的“爱能”，也就是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的“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仁”作为象形字，是二人之意，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模式是以“仁”作为核心，也就是以人际关系作为核心。
“仁”是什么，孔子解释为“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孔子认为，为政的主要方式是“爱人”，《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载，孔子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他还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身。”古人所说的“爱人”，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互尊互敬。
孙中山先生早在20世纪初便曾有互助说，他认为，人类进化的原则与动物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者昌，不顺此原则者亡。此原则行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
索罗金的“爱能”说是针对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立而提出来的。他的学说在当时并没有起到作用，没有打动当时的美苏两大国执政者。
孔子的“仁爱说”、孙中山的“互助说”和索罗金提出的“爱能说”，十分适用于经济上竞争激烈、贫富差异极为悬殊的当代世界。应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仁爱”，加强“互助”，增强“爱能”，使人类充满“爱”。在21世纪，只有“仁爱”和“互助”才能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对话和理解，只有“仁爱”和“互助”才能减少社会内部的矛盾和缩小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