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银行能成为好孩子呢，因为国内的银行都是政府的，必须根据政策需要发放贷款。
但政府出台政策具有突发性（比如汶川地震之后的4万亿计划），为了保证国家政策能够实行，银监会就给银行加了一条紧箍咒，叫做存贷比。这是写进《商业银行法》的，“商业银行存贷比不得高于75%”，而实际推行中，银监会甚至会要求不得高于50%（对部分地区银行在政策上会放宽一点点，以各地情况论，但不可能高于75%）。银监会对存贷比进行时点考核，简要说就是银行同学要保证在每个月内任意时点上（任意时点哦，不是考前突击），贷款额度不得高于存款总额的50%。
从而引发了银行的一条基本矛盾：“吸收存款（资金）与发放贷款（项目）时点无法匹配。”也就是银行同学要时刻准备着一大堆钱来执行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布的政策。这也导致了银行同学为了吸收存款而奋斗终身。
同时，这种无法匹配如果不加控制是很恐怖的，项目和资金无法完美配对的结果就是寻找更多的项目和吸收更多资金。政府是一个项目池，银行是一个资金池，然后不加遏制地不停配对，结果就是……呵呵了。
制度红利与放贷冲动
但好孩子也要吃饭！银行向公众吸收存款也是要支付成本的，按照3.25%/年（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向公众付利息。
为了让银行能吃饭，高层给予了一个极大的政策优惠，叫做固定利差，规定银行以3.25%/年的价格向公众买进人民币，然后以6.15%/年（一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价格把钱卖给贷款企业，从中赚取2.90%/年的差价。因此，对银行来说不放贷就是要命的成本（一般商业银行90%以上资金为吸收的存款），但只要放贷就是收入啊！
于是存贷比的存在就让银行很纠结，从而在实事求是地揽储之外，还解放了表外放贷的思维。
分业经营与制度套利
书接上回，如果资金池不加控制就会导致国家呵呵的情况，于是我国采用了分业经营的管制手段。在这个有着全球50%公务员的地方，怎么会没有部门来管呢，不仅要管，还要分许多个来对口管，其中银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几家比较上镜。
分业经营的意思是，根据牌照、只能在限定范围内从事限定业务。银行、信托、证券、保险各自划分地盘，公募基金比较奇怪，但也划给证监会管。
为了缩减银行承担的风险，银监会限定了银行资金（及银行理财资金）只能从事极低-低风险的项目。但社会上没有那么多低风险高利润的完美项目，于是银行饿着呢。
2008年之前信托不火，那时候能发行5000万是不得了的大事了（现在1亿元以下免谈），信托业（国字头除外）应该感谢中融信托，中融是真正开拓了信托市场的狼。中融兴起时操作的就是银行表外放贷与银行信贷规模出表，各家迅速跟进，信托管理规模一年暴涨2万亿。
信托所依赖的就是“全牌照”资格，除了吸收存款和结算业务，什么都能投。那么受益者呢，银行同学请举手。银行以3.25%/年的成本吸收存款，然后投资到10%+/年收益的信托项目中去获得合法的超额收益，同时，这个信托项目居然还是银行自家的客户！这就出现了「信托牌照垄断→刚性兑付要求→超额收益保证→信托牌照垄断→……」这样的制度红利。
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基本点制度套利，因为双轨、分业、审批制，国内存在大量合法暴利的制度套利空间。比如：国内银行存款基准利率3.25%，新加坡同期贷款利率1.2%，不算人民币升值，大型外贸企业从新加坡借钱，存进中国银行里基准利差收益就有2.05%，一年周转100次，就是200%的收益。
信托行业过去的几年承担了影子银行的职能，帮助银行绕监管、玩数字游戏，从某种层面来说加大了金融行业的风险，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起到了支持中小企业的作用，毕竟不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申请贷款。但随着监管对影子银行快速增长的担忧，目前纯通道业务越来越来难，也逼迫信托公司加强自主管理能力，成为身兼投行和银行双重职能的专业金融机构。刚性兑付是中国投资者和投资者教育不成熟的直接结果，就像九十年代股市一样。真正打破刚性兑付必须要从加强投资者教育开始，告诉投资者风险和收益是一条正相关的直线，否则的话就会形成富裕的投资者越来越富，而普通大众无法得到这种无风险的高回报，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进一步的贫富分化。
总体来说，信托近年来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它既为经济提供了活力，也因为资本的逐利性加剧了风险。只有中国市场真正成熟的时候，也许它才能真正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