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历代最受推崇的先秦典籍，也是最可信的古籍资料，尚书的篇章回目就是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说明啥，说明虞朝夏朝与商朝周朝一样都是存在的。这本身就是最可信的证明。司马迁作《史记》时，有夏朝的帝王世袭年表，没有虞朝的，由于没有资料，所以史记有夏本纪，没有虞本纪。
我们没有虞夏时期关于国家体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不能说虞夏不存在。打个比方，日本的历史都是中国史书记载的，日本自己没有历史资料，但不能说历史上没有日本。
或估计关于夏的历史痕迹是早有人为因素的刻意掩藏因素的，这个问题有所现象佐证，比如前商纪年无据可查并非当年无应用型文字记录，而其文字载体的整体湮灭，仅剩甲骨青铜，就是有人为之故意的，最大嫌疑其实就是后起的西周政权，或专门有人对于前朝文献留存全数做了消弥处理，以巩固其正统法理地位，又比如三星堆遗迹，全有焚烧砸毁痕迹，其人为销毁文明痕迹意图相当鲜明，这些佐证或可说明关于有夏历史的具体证明困难，有人为操作的可能。
不容易找到证据很正常，正是因为夏朝文明发达，才脱离了游牧渔猎的生存方式，进入了平原地区，但平原地区无论建筑还是文字，都缺少能长时间保存的石料，建筑是土木结构，文字只能竹简，都是很难长时间保存的。唯一能长时间保存的是青铜器，但是青铜器在改朝换代时容易被重新熔铸成新朝的青铜器，上个朝代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也随之损毁，导致唯一的文物证据也消失了。
九鼎的失落和始皇收天下武器铸十二铜人的失落就是证明。十二铜人由于年代较近还留下了损毁的记载。而且重视墓葬的陪葬是商的习俗，商不但器物殉而且畜殉和人殉，可以通过墓葬考古证实商朝历史，而夏朝很可能是薄葬习俗，不重视器物殉葬，那就很难再通过墓葬考古证实夏朝历史了。
也不需要去大张旗鼓地证明，这是国人的不自信。圣经记述的都是真的吗，外国人都相信，我们也认同。为什么我们的史书记载的就非得证明给他们看，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的东西，为什么要证明。我们好好传承我们的历史就行了，这属于文化霸凌，欧洲怎么发现他们的古代城市，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他们一样的数据，才算是发现。
他们要求有遗址，我们的遗址和他们的石头遗址不一样，不算。要求有文物，我们八千年前有文物不算。他们要求有记载，我们的《史记》记载不算，他们的神话可以当历史。外国人认不认同，我们华夏民族照样传承了五千年！我们照样发展强大。不必自寻烦恼。
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都已经被发现了，夏朝为何迟迟找不到？几十万年前的遗迹只需要判定年代，而夏的遗迹要判定它是“夏”。现实是找到一些遗迹，但不知道是不是夏（或者说西方不承认）。举个例子，如果有个文明，盖土房子，不打地基，屋顶盖植物，那它完全可以什么也留不下。又或许，该文明的所有物品，被后续者全盘接受并且盖上了后续者的名字，以至于被认为是后续者的文物。比如上个世纪的东西，你用本世纪的技术喷漆，也许后人会以为是你这个时代的。
放在国外，夏朝就有可能是类似于大西洲一类的传说。跟亚特兰蒂斯同时代的文明肯定有，但不一定那就是亚特兰蒂斯。商传说自己祖先打败了一个叫夏的敌人，但这个夏不一定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的历史也不一定是传说中夏的历史，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夏的谱系跟二里头一致，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其实意思就是说，二里头文化遗址有可能其实就是商朝早期遗址。之所以认为夏朝不存在的声音不断涌现，是因为，商朝人没记载过夏朝。所以二里头遗址发掘之后，一直不能确定它是夏朝而不是商朝。而更早的龙山文化也没有发现夏朝的证据，甚至龙山文化和黄帝哪个更早也没有定论，而且黄帝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领袖也很难说，因为三皇五帝和夏朝都是周朝人说的。
二里头文化遗址只能算夏晚期的都城遗址，而按照历史记载，夏朝延续有400多年，为什么研究夏朝世系和夏都的迁移，就是为了说明早期夏都和二里头的传承关系。但是考古上并没有出现更早的符合夏都这一地位的城市遗址（相对于二里头规模都偏小），这种文化的传承关系也并不明确，所以夏和早商的分歧是比较大的。具体来说，二里头的测序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到公元前1600年，但是夏朝的历史记载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600年。
所以现在就定论二里头是夏朝，总归不严谨。最合理的可能是“夏文明”没有文字，也就是个史前文明，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官方正式名称即“国号”，而只能有他人取得代称，比如“二里头文化”。那个时代由于交通手段的限制，同时存在几个政权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也不见得夏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王朝，毕竟那个时代根本没有道路和便利的交通工具，小国寡民才是基本的模式。那个时代，谁也没法轻易对数百里以外的一个人群实施有效的统治。如果有确实的证据能证明二里头并不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王权集中的文明国家，并且是一个年代早于商朝，不是商朝历史的一部分，与商朝有着区别的另一个朝代。那么，无论这个朝代自称的名字是“夏”还是“冬”，这就是史书上的夏朝。
夏，既没有文字流传，也没有史料记载。基本上只能靠传说。生产力也很低下，也没有什么经得起时间销蚀的遗迹留下。个人猜测夏可能是个部落，而且是个大部落，但在同期不唯一，它可能掌握了较其他部落先进的生产力，也许是修房子，也许是耕种，也许是畜牧渔猎，也许是制盐等等，导致它的部族人口规模较大生存生产资料突出，并且在周边部落中有较大的话语权取得了多数部落的认同，成为“共主”，但它并不如后来的国家那样有各种机构进行管理各部落。
而商则可能是由于某部落的生产力突进，比如制器等发展起来有了与夏有抗衡的实力，才一步步成为新的“共主”。所以如何辨别认知夏文化的争议论点是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为什么没有什么证据记载、证明，说不定是因为夏的青铜器技术太落后，又没什么可长期保留文字载体，所以至今难以找到证据。
商进入中原以前，中原的确有一股势力，这是疑古信古的共识，也是地下实物证实了的，大家的分歧就在于它叫不叫夏，虽然它在四期年代上跟早商有交叉，但是它肯定不是商，最大的区别是族属，和生产生活方式，器皿形状都和早商不一样，有龙山文化晚期特征。
“夏”之前还有“虞”朝的说法，更早还有“唐尧”也就是尧开创的为“唐”，舜开创的为“虞”，禹开创的为“夏”。古代人关于尧舜禹的记载细节主要靠瞎猜，一个君主怎么可能动辄在位几十上百年？关键还不是个例，而是一大批在位者都这么长。所以真实的历史可能就是他们各自代表了一个朝代，只有“夏”因为离得最近所以记载的比较详细，之前的只剩一个代表。
文明和文化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只要证明有工具的使用，都能称作文化，比如几十万年前的半猿人已经掌握了火和部分石器制作，都能称之为文化。但文明的门槛就很高了，一必须要有大规模的社会群体组织，二大规模的文明实体的表现物，最典型的就是建筑，三要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四就是有同时代的文字形式记录，这几条中第四条文字是最关键的文明因素，因为最早的文字是伴随着私有制和剩余产品大量出现而产生，而私有制和剩余产品是人类文明产生的最重要的条件，而原始文化下的低下生产力和模糊的私有制无法形成发明文字的内在动力。
现在中国各地都有古文明一直发现，都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前了。所以商之前肯定是有一个王朝的，只是不一定叫夏而已。要证明夏最好的方法是文字，比如某个遗址出土带有夏字的器物，或者带有人名的器物，而这个人史书明确记载是夏人，比如某个国王或贵族，那夏朝就是毋庸置疑的。
夏、商、周、春秋战国……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但在很多历史学者看来，中国只有3600年的历史。因为没有找到夏朝直接存在的证据。和恐龙时代几千万上亿年比起来，现代人类也就是晚期智人出现的时间不过距今才四万年左右，其中的差距可想而知。上亿年前的恐龙化石乃至各种动植物的化石，现代考古发掘出来的有很多，但距今3600多年前的夏朝遗址在考古当中却还没有发现。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一点不复杂，恐龙化石等文物都是无意中发现的，而夏朝的遗址要刻意地去寻找，打个比方，你在街上意外捡到一块钱和刻意去寻找打上记号的一块钱，难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但这不代表夏朝遗址找不到！
考古讲究的是证据，例如商代的青铜器和甲骨文等文物的发现，就是证明商代存在的确切证据。而夏朝仅存在于《史记》等一些历史古籍当中，在现代考古学中还没有明确发现过夏朝遗留下来的文物。如果那时候没有出现文字，或者没有把文字刻在骨头、青铜器这些可保留下来的文物上，那么夏朝文字就永远不可能找到。文明的三大要素：青铜器、文字还有城市。那么除了文字，能找到其他可证明的遗址吗？
事实上国内考古对于夏朝的存在从未怀疑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仰韶文化”遗址某些遗物与夏史内容有关，到了五十年代，“龙山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文化。直到六七十年代，“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带来了曙光，根据测年结果，”二里头遗址“年代分布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可以初步判定为是夏朝中期的遗址。但还是有些人认为：没有夏朝的文字记载就不能绝对证明它的存在！
所以说，并不是没有发现夏朝的遗址，而是很多人认为没有留下文字一类的记载文物就不算。如果当初没在“殷墟遗址”发现了甲骨文，恐怕商代的历史也要从中国抹去了，这是一些人不自信的表现。非要石器时代出现文字，而且是能保留至今的文字，未免有点太偏执了！商代这么高度发达的青铜器文明，难道是凭空出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