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得奖引起的分歧，让我想起索尔仁尼琴批判西方的一句话：这世界是分裂的。我读过莫言的作品，同时也读过其他诺奖作家的作品。在对莫言的看法上，我发现我和许多价值观相近，并在微博上互相关注的朋友存在分歧。阅读是个人性的，我在这里只想谈谈属于个人的感觉，并只想对那些价值观相近的朋友发言。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莫言没有思想，这有莫言本人的公开言行作证，毋庸多言。就文学本身来说，我觉得莫言是个有才气而无灵魂的作家。尽管我不喜欢莫言的叙事和文字过于张扬，没有节制，但这只是个人的爱好。灵魂同样是个与感觉有关的词，是作品细节（小感觉）和整体主旨（大感觉）所带给读者的感受，因而也是一个人难以言说的东西。但或许有一个可以检验的标准，那就是，一个作品有没有灵魂，取决于个人处于何种心境下的感受最为真实。当一个人在快活或平静的时候，阅读动机会比较宽容，这时你不会有心灵活动，你会客观欣赏不错的甚至让你惊讶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包括许多二、三流作品，你会欣赏它的叙事和语言。而当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阅读则是为了寻求心灵的慰藉，这时你是处在纯粹个人的世界，你需要和一个伟大的心灵对话，让你感觉在这个世上你还不是孤独的，你有一个伟大的同类。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能够慰藉你心灵的作品才是有灵魂的，而我个人觉得莫言还够不上这个档次，他从来打动不了我的内心，也缺乏人性深度和内在张力。那些对文学有很深理解力的朋友们，如果在痛苦时是去读莫言的作品，而不是去读其他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那算我错了。如果在谈论莫言的时候没有任何心灵活动以外的因素（这里我还不是指将莫言的获奖当作自己的荣耀），那算我错了。如果说灵魂不是文学的最重要元素，那算我错了。至于诺奖，自从第一个“莫言”获奖时，我就不重视它了。在才华上，彼莫言甚至比不上此莫言，遑论思想和灵魂。正如萨特所说，诺奖不过就是几个瑞典老头对文学的评判。萨特当然有资格鄙视它，瑞典没有产生过第一流作家（只有斯特林堡还可以，但他恰恰没有获奖），但他们却把此奖给了许多本国二流诗人。如1916年的得主海登斯塔姆，当时就是一个不出名的民族主义者，晚年更倾向于法西斯主义。但经过百年历程，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获得了某种崇高的权威。这种权威来自那些代表了人类良知的文学大师们对它的接受，而不是相反。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懂得了在古老的“诗言志”传统之外，文学——这个被康德称为理性的高级审美形式——还有一个更高的使命，那就是提高整个人类的精神维度。也正因为如此，诺贝尔奖才创造了一个世纪的神话，即那些获奖作品常常能提升我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增强我们被生活消磨殆尽的感觉，甚至鼓舞起我们的勇气和同情心。一般来说，诺奖委员会在评价西欧和苏联东欧作家时，采用的是同一的最高的人道主义标准，因而获奖者名不副实的较少。而当他们将眼光投向东方时，采用的则是东方主义的浪漫视角。欣赏的要么是神奇道家，要么是乡间转世，再点缀一点苦难或表面的荒诞（如果分不清外在和内在荒诞的区别，那就不妨再读一遍卡夫卡作品，或者捷克作家克里玛对卡夫卡的解读《刀剑在逼近》）。实际上，他们要的不是苦难的感觉，而是东方的陈旧。对于西方人来说，面临自身社会的价值失范，东方往往便成为他们失去的地平线。当他们越来越觉得身边的生活缺乏诗意时，就会把目光投向东方，通过一个异质文化的参照，来反省他们自身面临的问题。这种谬误不是出于西方文化霸权的需要，而恰恰是出于对西方自身价值的困惑。现代社会最大的讽刺，大概就是这种东方人向往西方，西方人向往东方了。对东方的浪漫主义想像长期主导着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在那里仍保存着前工业社会的传奇和荒蛮，是已经失去道德活力的西方人要寻找的“香格里拉”。在这样的期待中，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一种失真的文化。尽管新的作家仍然层出不穷，但那些曾经深入和震撼过我们心灵的作家，却是杳不可寻了。如果说瑞典文学院下意识地认为，文学的最高标准不是存在于时间之中，而是存在于诺贝尔奖的颁发之中（当然不是），那么，最近十多年来少见真正的文学大师产生或被发现，应当有瑞典文学院的一份责任。这样的状况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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