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首先必须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学。这一条件正是西欧上升中的并且不久就取得统治权的市民阶级所具备、而为其他国家历史上的一切阶级所不具备的。当时，西欧这个新兴的阶级迫切需要天文、地理、航海、制造、火炮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贸易、社会、历史诸多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这些知识和传统社会各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并不大。迟至20世纪初，一些亚非不发达国家的王公贵胄虽然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牛津、剑桥受教育，但这些人回国之后并不把西方的科技引入自己的国家。这里的奥秘是，科学从思想上，也从社会上对等级制度起着一种瓦解的作用。一切人和物，无论多么伟大或多么渺小，在科学面前其价值都一律平等，都服从同样的铁的法则，其间并不存在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阶级，而且整个社会也一直无法突破等级观念和体制的束缚。
与此相关，近代科学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另一条件是，科学必须受到现存政治社会体制的尊重和鼓励，亦即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必须能够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吸引到科学事业上来。
文艺复兴后西欧各种学会和学院的建立与发展蔚然成风，这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但这种条件在当时中国并不存在。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出路，他的地位、荣誉和价值，并不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不久，班固就曾感叹儒术已经成为一条利禄之途。此后的
科举制，进一步满足了等级专制制度要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目的。在西方，正当
伽利略为近代科学奠定基石的时候，中国那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宋应星就在写
《天工开物》，同时他沉痛宣称“此书与功名利禄毫无相干也”。可见，直到近代为止，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不需要本身具有独立价值的科学知识，人们的聪明才智也还不可能被引向科学研究之路。中国的社会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足以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地步。
导致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原因，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双方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与中国相比，西方思想大抵上更多是属主智主义的。“哲学”一词在辞源上本来就是“爱智慧”。甚至像
苏格拉底那样有着浓厚伦理色彩的人，也标举这样的口号：“知识就是德行。”中国思想的传统，其主流是主德而非主智的，知识从来就是附属于德行，为德行服务的，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所以追求真理在中国首先而且主要地就不是指获得知识，而是指履行道德义务。儒家崇德行于上位，
道家不但要求“绝圣”，同时还要“弃智”。但在西方，哪怕是在中世纪的神学论证里，往往也可以看到有一种强烈的主智主义的倾向，要求假手逻辑推论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信仰，如上帝存在之本体论的证明之类。而中国哲学则习惯于用比喻，而不用逻辑推论。归根到底，是认为更高一级的道德真理，是不能由更低一级的知识来加以保证或证明的。这样也就决定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知识或真理本身也没有独立的内在价值：我们不能（或不应该）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只能为尽人伦而求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