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储蓄率是外生因素，Cass和Koopmans通过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将其内生化，储蓄率取决于居民对消费和储蓄的偏好。这种内生储蓄率使得资本积累速度和供给自我决定，从而在模型中解释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然而，尽管储蓄内生化，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仍然依赖于外生技术进步来决定长期增长率。模型中，高储蓄和技术提升在长期内表现为资本增加和生产效率提升，但不影响人均增长率。
内生增长理论尝试使人口增长、劳动供给和技术进步内生化。例如，迁移、生育选择和劳动/闲暇决策的分析被整合到模型中，人口增长成为模型决定因素。Becker等人关注了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在标准竞争假设下困难，因为涉及非竞争性创新的公共品特性。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在于其报酬递减规律，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引入技术进步来突破这一局限，如AK模型的广义资本概念，以及考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AK模型证明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足以支持内生增长。在两个部门模型中，如Uzawa-Lucas模型，干中学和知识外溢效应可以抵消单个生产者的递减报酬，从而实现内生增长。
Lucas和Romer的工作进一步发展了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知识的非竞争性扩散。这些模型中，政府的角色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至关重要，长期增长率受其政策影响。技术扩散模型则研究后进经济体如何通过模仿共享技术进步的收益，形成条件收敛效应。
由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是由人们的行为决定的，也是可以通过政策等加以影响的，在不同的经济中期水平很不相同。因此，当新古典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增长时，我们自然会想将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等重要参数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从而可以由模型的内部来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这些模型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