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决定论：如果我们随意地查看一下欧洲和中国的海岸线，可以发现，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且近海岛屿众多，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不是很大，人们很容易征服的地中海，以及也不是很大的大西洋，这样由近海岛屿、再到地中海，近而横渡大西洋，使得欧洲的航海经验有一个由近而远，由落后而先进的循序见进的过程，使得欧洲的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先进的航海技术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又推动了工业革命。而中国的海岸线平滑有序，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东部是世界上最大的太平洋，西部是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西北部不是沙漠就是茫茫大草原，南部不是高山也是大海。这样一种四面楚歌的地理环境，都是人类无法迂越的屏障，茫茫的大平洋，出去一个死一个个，谁还会想着去发展航海技术呢？同时，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又有适于农耕的平原，使得人们不必要到外面争夺资源，通过自给自足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天然的屏障外界也难以攻入，当然中国人就只要发展农耕技术而成天窝里斗就可以了。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农业文明如此先进，又有窝里斗的国民性的原因。欧洲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则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从而也决定了两个区域不同的发展轨迹。以哥伦布和郑和航海为例。首航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生于意大利，为了他的伟大航海计划，先后投靠了三、四位欧洲君主，最后才得到西班牙皇室的支持。如果欧洲统一在任何拒绝了哥伦布的君主之下，则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相比之下，中国明朝的郑和的命运就要坏得多了。郑和七下西洋，其舰队规模之大，远不是哥伦布所能及的。但是，在大一统的皇权下，宦官一旦失势，郑和的远洋航行也就终止了。
官僚体制论：李约瑟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是因为中国人重实用，而轻分析。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官僚体制最初非常适宜科学的发展，位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因此它无力把最初推进科技发展的工匠们的技艺和发明，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科学的发展超越工匠个人的活动，过渡到一个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新时代。
科举制约论：中国没有发生科技革命，既不是儒家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也不是科举制度本身抑制了中国的科技发明转变为一场科技革命，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激励结构。在现代社会以前的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都源自工匠和农夫的经验，科学发现则由少数天生敏锐的天才在观察自然现象时自发做出的。到了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是通过数学化假说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得到的。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下，一个社会人口越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夫越多，社会拥有的天才人物也越多，因而社会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由于中国在前现代时期人口众多，所以中国就在这些方面占有优势。到了现代，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技革命的时期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如此说来，中国未能发生科技革命的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度的科目设置和激励结构，它使知识分子无心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大量人力资本，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产权制约论：自夏商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一个官营主导型的社会，中国的奴隶社会一直实行国有土地制，自秦汉直至明清的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也是主要形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此对应，官营手工业在奴隶、封建时代也主宰着当时的工商业社会。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商品经济在外来影响下开始有所发展，但主导形式仍是官办官营或官商合办、官督民办，即官僚资本形式。而在欧洲，雅典国家时代就出现了早期的非国有的民间经济，到马其顿国王统治希腊各城帮时期，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成为基本法令。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的荷兰和英国，基本原因是有效产权制度的建立。制度当然不是万能的，但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技术创新时无论如何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实际上，到1700年，英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这样的制度：产业管制衰落和行会权力下降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和经济活动的创新；合股公司、存款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制度的出现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成本，鼓励了资本流动；财产权利获得了议会批准从而具有最高权威和法律保证；保护和鼓励生产性活动的立法体系初步建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是英国率先建立了鼓励创新和技术发明的专利制度，1624年年诞生的《独占法》就是英国的第一部专利法。由此可见，正是完善的制度成为工业革命发生的基本社会条件。归纳起来，古代中国之所以可以领先于世界，是因为，古代技术发明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口越多，能工巧匠越多，技术发明也越多。这个时候的技术发明大多是自发的、零星的、非盈利的，除了父传子、师传徒这种“保密”措施外，人类还没有发明出别的制度来鼓励和保护这种创造性发明活动。进入现代时期，技术发明和科学发展的进程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发明方式从经验型转向实验型——科学实验室制度出现；二是发明与市场、赢利、风险、成本等因素联在一起，与产权和独占权的形成联在一起，发明成为一种职业。这些变化要求有较完善的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制度，使发明者的收益能够为社会所承认，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建立了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内的有效产权体系，而中国在14世纪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制度。这就是中国的科技发明始终以原始形成进行而未能演变成为大规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
人口资源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一千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限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资源的约束。
大国阻碍论：希腊人思考物质和自然，他们是人思辩的角度切入的，包括原子论，虽然这与现代原子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可以说希腊哲学是思辩的产物，它是从单纯的逻辑上去想问题，是关于自然的学说。所以，为什么希腊人能够在数学上、几何上做出伟大的贡献。这和他们地处一隅，处于多种文化交汇的中心有关。大家知道，希腊在爱琴海边，它的周围有不少很近的岛屿，交通十分便利。而且那时候盛行城帮制，行政单位都是各个非常小的城帮，在比较小的文化单位里面，比较容易形成思想群体。而且没有那种大一统的控制，各种思潮便会涌生。
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希腊不同，中国的统一局势比分裂局势的时间多出二分之一，总体上说来，是统一比分裂的情况多一些。而中国虽然在很长的海岸线，但附近并没有非常多的岛屿。我曾经去过浙江和江苏，当地人如果想到对方的省去，往往会选择内陆行走，而不会坐船前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么长的海岸线对于交流并没有很大的益处。中国的历史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最为值得欣赏的思想自由的年代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生活是多么值得想往，这和当时的各国分立、列强并存的态势有关。中国真的太大了，并不利于伟大思想的产生。
情妇推动论：女人的地位，是衡量金庸笔下的江湖与古龙式江湖的要害。显而易见的在金庸笔下，几乎没有荡妇。犹如15世纪之前的欧洲，我们也无机会看见裸体。《神雕》中小龙女落难时罗绸零乱，已经是极限。女人们对江湖也谈不上什么政治影响力，即便峨嵋掌门灭绝师太，只是凭一已的武功高妙。换言之武功面前男女平等，女人不凭武功能够控制江湖的极为罕见。算来算去只有一个丐邦的马夫人施展妩媚，把诺大一个江湖搞得险些颠倒。基本上，在金庸那里我们看不到女人的欲望在江湖上出场。也如人类历史的大半时段，女人的欲望尚未大规模渗入公共领域。要么如黄蓉绝顶聪明，一辈子还是绕着郭靖严防死守。那么如周芷若情场失意便一心去做武功天下第一。如女权主义者批评的，金先生横竖只让半打女人围着男主角，从不肯让女人来支配江湖和江湖上的男人。似乎女性本无这样的欲望，亦无这样的能量。黄蓉是一个典型，奇门遁甲精灵古怪无不精通，称为金庸笔下聪敏第一应该得票率最高。但黄姑娘偏偏在一桩事上却和郭靖一般混沌。就是“做了夫妇后如何生孩子”的问题始终想不透。一次和郭靖进行纯学术性的研讨被欧阳锋撞见，叫她去问她娘。以后一灯大师讲述周伯通与刘贵妃的情事。黄姑娘又屡次发问，段皇爷只好搪塞，说你长大自然就知道。黄蓉以来在襄阳产下郭襄，看来终于还是被她知晓了。黄姑娘尚且如此，其他李姑娘王姑娘等好不了哪里去。可见金大侠所描述的江湖，女人们基本上都处于未成年少女状态。江湖完全由男人的欲念支配着，女人的欲念只是一种附庸。注定无法走入历史的宏大叙事。读金庸的武侠便知资本主义缘何不在中国落户。德国学者桑巴特对于资本主义在近代欧洲的蔓延，曾有不同于韦伯求诸新教伦理的解释。关键处就在女人。一言蔽之，资本主义之前的江湖，是由男人的欲念推动的江湖，充其量只能小康。资本主义的江湖则是由女人的欲念推动的江湖，女人的欲望一但进入公共领域，资本主义就来了。桑巴特总结到，不是节俭而是奢侈，才催生出了资本主义。正是进入公共领域的女人们带来了奢侈。物质的膨胀首先基于女性情欲的膨胀。欧洲几个世纪以来铺天盖地的“非法的情爱”。使政治成为了“情妇们的政治”。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开创了近代的欧洲宫廷。使之成为一个充满盛会和宫廷贵妇的辉煌的政治中心。而不像在中国的皇朝那里仅仅是帝王一个人的禁脔。法国宫廷将贵妇和上层社会的少女集合起来，她们以自己“出类拔萃的文雅和修养”轮番征服包括国王在内的王公大臣。法国宫廷成为各国王室亦步亦趋的范本，也成为整个巴黎包括骑士和暴发户们拙劣模仿的对象。宫中贵妇的修养和行头也成为高级妓女们的楷模。骑士精神开始世俗化，不再是对于领主夫人的柏拉图式的敬仰，而是努力“使自己的情妇成为宫中最重要的角色”。桑巴特指出，近代宫廷的主要特征即是“情妇的统治”。到了17、18世纪，每20个宫中显贵至少有15个与自己的情妇共同生活。18世纪的法国，每一年都有公开出版的可供交游的上层妇女的名录，详细列出姓名、地址、才干、修养及面部特征。奢侈和权欲成为女人们在公共领域内的欲念。我们可以列出那些名重一时的贵妇，蓬巴杜尔夫人，在成为路易十五情妇的19年中，她用于个人消费花掉的钱达到3600多万里弗尔。这些花销至今存有详尽的帐目。她掌管着事无巨细的一切宫中事务。路易十五的另一位情妇杜巴丽侯爵夫人，则在5年时间花掉了1200多万。路易十四不断给他的情妇修筑城堡，其中一位是来自英国宫廷的著名贵妇路易丝.克努阿勒，有人得体的评论说，路易丝的丝绸裙带“将英法两国连在一起长达15年”。情妇们的奢侈使花钱开始成为一种修养。修养总是体现在花钱而不是挣钱上。所以狄德罗要感叹，说人们以前富而不露，现在却拼命花钱。孟德斯鸠曾坦诚的对奢侈予以评价，他说“富人不挥霍，穷人就将饿死”。可见容纳女人的欲念对于资本主义的诞生何等重要。江湖上的女人若都是黄蓉，就难免要饿殍遍野了。
除开奢侈，情妇们的另一特点是独立和共享。情妇们因此翻云覆雨，在床笫之上将王权稀释，因为臣属通过与君王驾驭同一具身体而获得了平等性。而情妇们则坐收渔利，将男人们的政治下降为情欲分配的指标。桑巴特指出，正是充斥了情妇的宫廷生活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女王才开创了属于女人的统治。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或者武则天、慈禧太后的时代，都远非女人的统治。因为政治并非由女人的欲念推动。一个单独的女皇无非就是一个单独的灭绝师太。她领导的仍然是一个男人的帝国。只须看中国历史上那些风云际会的后宫女人，她们一生中的欲念与杰出的男人无缘，只能降尊纡贵与薛怀义、张宗昌、李莲英这些下三滥的男人肌肤相接。女皇个人的欲念依然卑微无比，依然无法以矜持的姿态进入公共领域。
情妇的奢侈带来了资本主义，寡妇的奢侈却总是充满着亡国的气息。
直到古龙笔下的江湖，才开始类似于17世纪的欧洲。像黄蓉那样的傻大姐都被扫盲了。江湖上可以随处看见裸体。即便冰清玉洁的女子，也是动不动就脱衣服。这一点过犹不及，使古龙也常被女权主义者垢病。江湖中的女人不再凭借武功，而开始凭借性别的魅力征服世界。江湖开始出现情妇的统治。两个典型的代表，一是《楚留香》中的丐帮夫人秋灵素，她早年的色情网络将武林中权势显赫的人物除和尚外几乎一网打尽。数十年后还令几大门派的掌门人甘愿为她而死。另一个狠角色则是《小李飞刀》中的林仙儿。古龙的武侠总是充满了如此这般的女人。情妇的涌现说明武功不再是虚构的江湖世界中唯一的稀缺资源。华山论剑的故事就显得比较幼稚了。通过女人的欲望在江湖上正式亮相，作为更为现实的稀缺资源，金钱也就开始进入江湖的话语。上官金虹和孙老头这样的人决不会傻乎乎去论剑，他们忙着争地盘、开分舵。照此路数发展下去，资本主义不久就快来了。而武侠也就再写不下去。
歌德说，伟大的女性，引导我们前进。这话同时具有崇高和低俗的含义。公共领域中的情妇们和情妇们的奢侈，对于一个资本主义的江湖而言，也许正如伏尔泰所言，“多余，但是必不可少”。
以此观照,我们目前几乎大有希望。
制度缺失论：现代关于技术和制度变迁历史的研究、关于技术进步与制度安排之间关系的理论，早就否定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机械理解。诺斯和托马斯的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指出：18世纪以后西欧之所以首先出现经济迅速发展，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的局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而这种比较完善的经济组织又是中世纪以来将近一千年间长期演变的结果。其中荷兰和英国表现尤其优异，其原因是这里的居民享有比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更能抗拒当地政治、宗教或城市行会势力的压迫、垄断和横征暴敛的能力，因而身家财产比较有保障，也能比较自由地经营企业。
以研究技术发展史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森堡和小伯泽尔在《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一书中，用确切的历史事实表明：就科学技术而论，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显然高于西欧，但是西方国家很快后来居上，在经济上大大超过东方国家，原因是西欧在中世纪中后期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不断创新的社会机制。19世纪初产业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增长体制作为基础。这种增长体制是中世纪后期的商业革命中逐渐形成的，例如复式簿记是13世纪发明的，公司制度是在17世纪初出现的等等。没有这种制度的变迁，产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完全可以说，产业革命其实是商业革命的直接后果。此得出结论是：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这是我们的“吴市场”的观点，我们认为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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