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7-16
宋襄公的仁义大旗
说到那位高举“仁义大旗”的宋襄公，许多朋友也许并不陌生。他治国不得贤才，他治军不得精兵，他尊王没人响应，他攘夷缺乏实力，他外交没有同盟，他作战无法取胜，他越想护旗越被砍旗，连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那面“仁义大旗”都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被敌人夺走了。在后人的心目里，宋襄公沦为了一个尴尬凄凉的，可怜而又可笑的角色，独自徘徊在历史的夜空中，成为世人时而想起时而挖苦的对象。
假如公正的作一个评价的话，宋襄公其实是一位非常有贤德的领导人。他早年深受传统政治文明的熏陶，接受过以“礼乐”为核心的良好的君子式教育。当他做世子的时候，就曾向君父宋恒公请求，将储君之位让与能干的庶兄公子目夷（子鱼），因此得到了“让国”的贤名，深得国人的欢心与拥护。和“兄弟阋墙”反目成仇的郑庄公不同的是，宋襄公即位后，非常倚重他的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宋国太宰总理国政，出征时为宋国司马统率全军。宋襄公谦和有礼，标榜仁义，兄弟和睦，君臣团结，而又深孚民望，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混沌乱世之中，犹如一股明亮的清泉流淌于干涸山涧的泥土之上，犹如一只美丽的夜莺在漆黑之夜独自鸣唱。“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 这首记载在《诗经》中的殷商颂歌，激励着宋襄对先祖王业的光荣与梦想。
五霸之首的齐桓公非常器重宋襄公，视其为“重信守义”之榜样，曾经把齐国世子姜昭继位之事拜托给了宋襄公。
公元前642年的春天，五块陨石带着火焰划过天际坠落到宋境，湖泊之中的六只鹢鸟逆飞过宋都。这些怪异的事情，使宋人议论纷纷。宋襄公寻问来访的周王室内史叔兴，此事到底主何吉凶？内史回答道：今年鲁国将会有大丧，明年齐国将会发生动乱，君公你将可以得到诸侯的拥护。”宋襄公听后非常得意，内史退下告诉别人道：“君公这话问错了，这些都是自然之事，并非吉凶之事，吉凶由人不由天，我不敢违逆君公。”
公元前643年，管仲与桓公果然相继去世了，齐国五公子并立，各占宫殿一隅，相互厮杀，齐国举国五分，路上行人断绝。宋襄公认为这就是上天送给他的那个机会，遂以齐桓遗命为号召，首倡义兵，领导诸侯联军护送公子昭回国。当宋国大军两败齐师，浩浩荡荡进入齐都临淄的时候，宋襄公一生的荣誉与事业达到了一个顶峰。从此，这位可爱可敬的自以为得到“天命”的宋襄公更加踌躇满志飘飘然了。
在春秋时代，宋国是仅次于齐国的富裕国家，这一次又成为了战胜国，在政治军事上大出了一回风头，维护了国际道德规范。宋国领导人在烈国中爵位最高，是仅次于周天子的公爵。宋襄公觉得自己有资格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他迫不及待的想使宋国完成从经济强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全新一代的国际秩序维护者。
正如同许多政治人物的通病一样，宋襄公也非常钟情于一些虚无缥缈的政治理论，非常痴迷的推出了一些看上去似乎很美的政治旗号，意图引导天下，而又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引导天下。这种从宋襄公身上遗传下来的慢性而又持久的政治顽症，像传染病一般传染着以后的执政者，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变异出各种复杂而又玄妙的症状，以至于患者自己都忘掉了病原体来自于哪个时代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宋襄公不单纯是一个历史人物，宋襄公恰恰是一种历史现象。
在这种“专务虚，不务实”荒谬的政治思维的指导之下，宋襄公便理直气壮的堂堂正正的擎起了所谓的“仁义大旗”，带领着宋国“拔苗助长”的殷商后裔们走向了“辉煌”的复兴之路。同时这种虚脱的“以仁去力”“以仁去智”“以仁去实”的所谓的“仁义”理论，也将成为宋国与楚国争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