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镇克拉姆西。15岁时，随父母迁居巴黎。1899年，罗曼·罗兰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通过会考取得了中学教师终身职位的资格。其后入罗马法国考古学校当研究生。归国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从事文艺创作。这时期他写了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
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等。同时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该小说于1913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由此罗曼·罗兰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两次大战之间，罗曼·罗兰的创作又一次达到高潮，1919年发表了写于1913年的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20年发表了两部反战小说《格莱昂波》和《皮埃尔和吕丝》，1922至1933年又发表了另一部代表作《欣说的灵魂》。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重要著作七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此外还发表过诗歌、文学评论、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罗曼·罗兰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于他用豪爽质朴的文笔刻画了在时代风浪中，为追求正义、光明而奋勇前进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提到艺术风格时，罗曼·罗兰表示，除了“诚恳”二字，他不希望别人承认他有什么别的优点。他是一个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作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民主与光明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怯懦的人,会把朋友送给刽子手.——罗曼·罗兰
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着生——罗曼·罗兰
作品集:
罗曼·罗兰的创作大致可以20世纪3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主要有取材于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戏剧集》，包括《群狼》(1898)《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等剧本8部；3部英雄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19），以及一系列反映其反对战争、反对一切暴力。害怕集体主义制度妨害个人“精神独立”等思想的论文。后期作品有长篇小说《母与子》（旧译《欣悦的灵魂》）四部：《阿耐蒂和西勒维》（1922）《夏天》（1924）。《母与子》（1927）《女预言家》（1933）和一系列散文、回忆录、论文等。特别是1931年，他发表了《向过去告别》一文，批判了自己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从此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和平的活动，成为进步的反帝反法西斯的文艺战士。
其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巨著共10卷，以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平为主线，描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成长、奋斗和终告失败，同时对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的社会现实，作了不同程度的真实写照，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摧残。全书犹如一部庞大的交响乐。每卷都是一个有着不同乐思、情绪和节奏的乐章。由《约翰·克利斯朵夫》始，罗曼·罗兰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小说风格。该巨著获得1913年法兰西学士院文学奖，1915年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德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祖籍荷兰（也有传说是波兰的），出生于德国波恩的平民家庭，很早就显露了音乐上的才能，八岁开始登台演出。1792年到维也纳深造，艺术上进步飞快。贝多芬信仰共和，崇尚英雄，创作了有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如：交响曲《英雄》、《命运》；序曲《哀格蒙特》；钢琴奏鸣曲《悲怆》、《月光》、《暴风雨》、《热情》等等。一生坎坷，没有建立家庭。二十六岁时开始耳聋，晚年全聋，只能通过谈话册与人交谈。但孤寂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沉默和隐退，在一切进步思想都遭禁止的封建复辟年代里，依然坚守“自由、平等”的政治信念，通过言论和作品，为共和理想奋臂呐喊，写下不朽名作《第九交响曲》。他的作品受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个性鲜明，较前人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音乐表现上，他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音乐体裁；大大提高了钢琴的表现力，使之获得交响性的戏剧效果；又使交响曲成为直接反映社会变革的重要音乐形式。贝多芬集古典音乐的大成，同时开辟了浪漫时期音乐的道路，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尊称为“乐圣”。
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诞生于德国波恩。父亲是该地宫廷唱诗班的男高音歌手，喜怒无常、嗜酒如命；母亲是一个厨师，心地善良、性情温柔。艰辛的生活剥夺了贝多芬上学的权利，他自幼表现出的音乐天赋，使他的父亲产生了要他成为音乐神童的愿望，成为他的摇钱树。他不惜打骂，迫使贝多芬从4岁起就整天没完没了的练习羽管键琴和小提琴。8岁时贝多芬首次登台，获得巨大的成功，被人们成为第二个莫扎特。此后拜师于风琴师尼福，开始学习作曲。11岁发表第一首作品《钢琴变奏曲》。13岁参加宫廷乐队，任风琴师和古钢琴师。1787年到维也纳开始跟随莫扎特、海顿等人学习作曲。1800年，在他首次获得胜利后，一个光明的前途在贝多芬的面前展开。可是三四年来，一件可怕的事情不停的折磨着他，贝多芬发现自己耳朵变聋了。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没有比失聪更可怕的了。因而人们可以在他的早期钢琴奏鸣曲的慢板乐章中理解到这种令人心碎的痛苦。
贝多芬无时不冲满着一颗火热的心，可是他的热情是非常不幸的，他总是交替地经历着希望和热情、失望和反抗，这无疑成了他的灵感源泉。1801年，贝多芬爱上了朱列塔•圭恰迪尔，他把《月光奏鸣曲》献给她。但是幼稚自私的奇丽爱太不理解他崇高的灵魂。1803年与他人结婚，这是令人绝望的时刻，他曾写下遗书。
1803年他从灰暗中走出来，写出了明朗乐观的《第二交响曲》。之后更多更好的音乐在他的笔下源源不断的涌现。《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五交响曲》（命运）、《第六交响曲》（田园），还有优美动听、洋溢着欢乐的小提琴协奏曲，以及绚丽多彩的钢琴协奏曲和奏鸣曲。
1823年，贝多芬完成了最后一部巨作《第九交响曲》（合唱）。这部作品创造了他理想中的世界。1826年12月贝多芬患重感冒，导致肺水肿。1827年3月26日，他在暴风雪中离开。终生未婚。29日出殡，送葬者有两万人，遗体葬于圣麦斯公墓。
作曲家只在人世间停留了57年，一生完成了一百多部作品。主要作品有交响乐9部；管弦乐几十首（《爱格蒙特序曲》最为著名）；钢琴协奏曲5首，小提琴协奏曲一首；其他协奏曲5首；钢琴奏鸣曲32首（热情、月光、悲怆、黎明、暴风雨等最为著名）；室内乐80首；歌剧1部〈〈弗德里奥〉〉；另有神剧1部；弥撒曲2首等等。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ounaroti, 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
1475年3月6日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卡普莱斯，父亲是奎奇市和卡普莱斯市的自治市长。他13 岁进入佛罗伦萨画家基尔兰达约（Ghirlandaio）的工作室，后转入圣马可修道院的美第奇学院作学徒。
1496年，米开朗基罗来到罗马，创作了第一批代表作《酒神巴库斯》和《哀悼基督》等。1501年，他回到佛罗伦萨，用了四年时间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卫》。1505年在罗马，他奉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之命负责建造教皇的陵墓，1506年停工后回到佛罗伦萨。
1508年，他又奉命回到罗马，用了四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著名的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1513年，教皇陵墓恢复施工，米开朗基罗创作了著名的《摩西》、《被缚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1519－1534年，他在佛罗伦萨创作了他生平最伟大的作品——圣洛伦佐教堂里的美第奇家族陵墓群雕。1536年，米开朗基罗回到罗马西斯廷教堂，用了近六年的时间创作了伟大的教堂壁画《末日审判》。之后他一直生活在罗马，从事雕刻、建筑和少量的绘画工作，直到1564年2月18日逝世于自己的工作室中。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
(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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