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阜昌》诗:
“谢泳先生在一家旧书店购得一册诗词抄本，其中录有陈寅恪的作品。据说，《陈寅恪诗集》中的《阜昌》一诗，见于抄本的标题为《题双照楼集》。谢泳先生认为，这应该是“原题”，而“标题的改动有复杂的原因”（《万象》第七卷第十二期）。
陈寅恪《阜昌》诗作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题下有小序：“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据
《吴宓日记》，陈寅恪于十二月十四日因眼疾住进存仁医院，十七日，“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兆铭）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日记随后抄录了全诗。
这应是《阜昌》的第一个抄本，因为该诗作于住院期间，如果陈寅恪有手写稿，大可直接拿给吴宓看。他似乎只是打好了腹稿，听说吴宓将赴招待萧公权的晚宴，便“口授”出来，让其代为转达。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客死日本，一时议论纷纷。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一位已“盖棺”的政治人物应该怎样“定论”，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他急于让吴宓将诗抄示萧公权，却很是耐人寻味。萧公权是专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陈寅恪是要用他的见解，去影响一位政治学家对汪精卫的评判吗？
《阜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先来看看吴宓的抄本：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首联有两个夹注，“阜昌”后是：“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是：“元遗山选
《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显然，这是将汪精卫比作配合金兵入侵宋境、受金人册封为齐帝的刘豫了。说元好问不因刘豫的政治行为，而抹煞他诗界的地位，表明了陈寅恪对待汪精卫的态度。
颔联中的阮瑀和褚渊，也是指汪精卫。阮瑀即阮籍之父，建安七子之一。据说他才思敏捷，落笔成章。为曹操谋士时，起草文书呈上，曹操提笔欲有改订，竟发现不能增损一字。汪精卫为
孙中山草拟“总理遗嘱”，孙中山也完全赞同，没有一字添改。褚渊是南朝人，曾在宋、齐两朝为官，他与汪精卫的可比之处较多。其一，那个有“面首三十”的山阴公主，得知褚渊貌美，让皇帝将他赐给自己，百般引诱，褚渊却能坐怀不乱；汪精卫也有“民国美男子”之誉，且从未有滥情的表现。其二，宋明帝临终，封褚渊为中书令，托他与袁粲一同协理国事，袁粲死节于宋，褚渊却助萧道成篡宋建齐，因此受世人唾弃；汪精卫的情形颇为类似。其三，褚渊任南齐司徒时，一次乘车外出，阁道断裂，掉入水中，有人嘲笑他为“落水三公”，“褚渊落水”便成了典故；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当然是“落水”了。在这一联中，陈寅恪一面肯定汪精卫的才华，一面又为他未能早成烈士而最终“落水”感到可悲。
颈联没有用典。尾联是借“精卫填海”的神话，暗喻现实。“东海”即东瀛，指日本；“冤禽”即精卫鸟，指汪精卫；“有传疑”指当时关于汪精卫之死有种种传闻。后两联的意思比较明显，陈寅恪本着知人论世的史识，充分考虑到时局的复杂性。他对汪精卫不是简单的谴责，更没有一味地去“妖魔化”，而是在讽喻的同时，又因怜惜其才而表示惋惜。在《陈寅恪诗集》里，这后四句文字略有差异：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心难论”改成“心难问”，“事变”改成“世变”，“有传疑”改成“总传疑”，意思都更进一层，复杂的心态愈加明显。由此也可以肯定，吴宓抄录的是初稿，后来，陈寅恪又作推敲，修订成诗集中保留的样子。
《吴宓日记》中的这首诗，原本没有标题。《陈寅恪诗集》中题为“阜昌”，实际上是取首二字为题，相当于“无题”。两相对照，前后是一致的。陈寅恪会不会一度将此诗的标题拟定为“题双照楼集”呢？可能性不大。首先，汪精卫生前出版的有《汪精卫文存》、《汪精卫集》及
《双照楼诗词稿》等，并没有什么《双照楼集》，写成“题双照楼集”，至少有悖历史学家的严谨。再说，此诗写作的动机是“挽汪精卫”，并非是在几乎双目失明的状态下，看了什么书有感而作。也许，是传抄者怕人读不懂诗的内容，又不便直书汪精卫的名字，才像钱钟书
《题某氏集》那样，给它按上一个隐讳的标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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