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政治动荡、叶利钦时期的激烈政治纷争，俄罗斯进入普京时期。普京重新审视了俄罗斯发展道路，以强国为己任，励精图治：强化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党”，消除政治斗争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干扰；打击寡头，结束寡头政治，最大限度地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经过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治理整顿，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前景逐渐清晰，即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政治保障。
叶利钦执政八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普京针对政治领域最突出的三个问题展开整顿和改革，扭转了政治混乱局面。
一 从联邦制问题入手，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
普京成功当选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领导的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军事打击，而他当选总统后也是最先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的。
上世纪90年代，出于对抗强大的反对派的需要，叶利钦采取了中央向地方领导人让步换取支持策略，利用聚集着地方领导人和“地方精英”的联邦委员会（上院）来制约反对派控制的国家杜马（下院）。这种政治形势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地方势力自行其是的现象极为普遍。特别是地方行政长官从原来的由总统任命变为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之后，其权力的合法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同时也为他们违背总统和中央政府意志提供了可能。其结果是，在联邦89个主体形成了一个个权力中心，地方权力机关藐视联邦宪法和法律，联邦中央政令不畅，联邦统一的政治法律空间受到威胁。
针对这种状况，普京从两方面着手解决问题：一方面，坚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把搞民族分裂的恐怖主义和团伙犯罪视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消除中央与地方行政体系严重脱节、地方官员自行其是的现象。普京强调，经济纪律、统一的法律制度、中央和联邦主体彼此负责，是俄罗斯民族政策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普京联邦政策的核心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垂直政权体系。为此，2000年5月出台了设立七大联邦区的改革方案，并向联邦议会提交了一整套有关改革联邦体制的法律草案，包括《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设置原则的修正法案》。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普京提出了要实行“法律专政”的主张。2004年9月，以别斯兰事件 [1] 为契机普京又推出了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普京认为：“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和成分复杂这一角度来说，由地区民众直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地方立法机关代表，再由这些代表对总统提出的州长人选进行投票，这种做法是合适的，没有违背民主原则，也没有违背俄联邦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的民主原则。” [2]
普京在联邦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建立了中央对地方进行行政管理的中间层次；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通过《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决策的能力；取消地方选举地方领导人制度，改由总统提名、地方议会表决。“过去俄罗斯个别地区实际上不受俄联邦法律的制约，我们消除了这种绝对无法接受的局面。现在对于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地区来说，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至高无上已成为生活的准则。” [3] 俄罗斯联邦制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分立主义受到遏制；长期以来影响国家领土完整、政局稳定的车臣问题已大大缓解，在车臣恢复了法制，建立起了符合俄罗斯宪法的地方政权，非法武装遭到重创。
二 改革政党制度，结束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很不成熟。当时政坛党派林立，而真正符合议会制原则、能够反映不同阶层民众意愿的政党却寥寥无几，除俄罗斯共产党之外，几乎所有政党都缺乏明确的纲领、稳定的组织和社会基础。同时，由于“不妥协的反对派”——俄共长期占据议会第一大党位置，叶利钦执政主要依靠寡头势力和强力部门，而对政党始终采取利用、防范与限制的策略，将党派争论限制在立法机构范围内，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反对议会多数组阁，主张建立无党派色彩的专家政府。这种做法在党争不断的转轨初期有一定积极作用，有助于政府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然而其消极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议会多数不能通过组建多数派政府来决定国家的发展。 普京任总统以后，随着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党派格局发生了变化，左派共产党人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右翼自由派甚至被挡在国家杜马大门外，拥护普京总统和政府的中间派别开始占据议会多数，大多数党派对普京和政府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寻求妥协、合作的意愿。
普京指出：“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显而易见，“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政党弱小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当局有好处，这样政权当局就能更加安心、更加舒服地按政治交易的规则行事”。 [4] 普京的真实目的是要使政党成为政权的支柱，为此，他积极推动“政权党”力量的壮大，削弱主要的反对派政党特别是俄共的影响。这也是普京对俄罗斯多党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方向。2001年7月出台了《政党法》，规定了政党最低组成人数，明确提升了政党在国家权力机关选举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从而促进了政党联合。别斯兰事件后，普京推出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包括修改现行的国家杜马议员选举办法，取消单一选区制，国家杜马全部450议席均以采用政党名单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当前政局的稳定，而且有利于政党政治的长远发展。
三 打击寡头，结束寡头政治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以瓜分国有财产的形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集团，出现了金融寡头干预国家政治进程的现象。他们在国家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大肆侵吞国有财产，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同时，寡头借助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操纵舆论，兴风作浪，并凭借金钱的力量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背后操纵国家。特别是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谋求连任的叶利钦遭遇俄共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强有力挑战，正是寡头们出钱出力帮助叶利钦度过了难关。自此，金融寡头与叶利钦“家族”势力相互勾结，俄罗斯政治进入寡头政治时期。
削弱寡头势力，杜绝寡头干政，让他们“安分”地从事经营活动，是普京上台后面临的严峻任务。普京在保证不重新审理私有化结果的同时，首先清理寡头控制的媒体王国，夺回舆论阵地；接着又以法律手段打击不听话的寡头，2000年便开始对“不听招呼”的寡头的经济活动进行刑事调查，先后迫使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流亡国外；2003年10月又将试图干政的俄罗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追究该公司的逃税罪，拍卖该公司资产。普京用强硬手段瓦解了敢于挑战政权的寡头的经济基础，对他们进行经济剥夺，不仅明确宣告寡头干政和寡头政治的终结，而且通过拍卖和提高征税的办法实现了国家对更多资源的控制。
普京上述治理措施是俄罗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经过这种治理整顿，政治秩序得以恢复，国家政权得到加强，普京因此而得到了多数党派的支持和广大民众的拥戴。
经过普京四年多的执政实践，俄罗斯政治领域诸方面的消极因素受到了抑制，政治混乱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政治形势保持了稳定，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然而，俄罗斯国内外有关“普京专制”、“民主倒退”的议论和指责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在俄罗斯国内针对普京总统的批评少于赞誉。
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政治之所以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是因为普京的执政方式、以及所追求的执政目标，与叶利钦时期相比，已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反映了执政理念的不同，特别是对民主的理解不同。
作为苏共的叛逆者和苏联的掘墓人，叶利钦虽然从未明确申明国家实行资本主义，但他的政治立场是十分清晰的，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苏维埃制度，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作为叶利钦选定的接班人，普京也认为“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5] 也就是说，普京同样认为过去苏联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俄罗斯应当走“市场与民主”的“康庄大道”。不过，这种“大方向”上的一致并不妨碍普京采取一系列不同于叶利钦的政策方针。 叶利钦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苏维埃体制，建立所谓的西方式民主政治，代价是长期的政治混乱和经济衰退，而其原因是国家政权软弱无力。对此，普京总结说：“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便是有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我们正处于这种阶段。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在俄罗斯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即是指建立一个民主、法制、有行为能力的联邦国家。” [6]
普京执政后在政治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政权，使之有效率。为此他通过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各种有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势力，实现全国政治法律空间的统一，加强中央政府的行为能力，确保政令畅通。俄罗斯形成了新型权力结构，其核心是总统集权，总统的权力已很少甚至基本不受制约。
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民主混乱期的俄罗斯，普京强势总统的执政方式无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这种强势总统执政方式不同于专制独裁、极权统治，甚至也很难说它导致民主的倒退，因为它并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并且也始终遵守基本的民主原则，起码是保持了程序民主。但它也确实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总统拥有超大的权力，并因此而不时地受到俄罗斯国内外“民主捍卫者”的批评和指责。针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国内民主问题的“关注”、对俄罗斯“民主倒退”的批评，普京不止一次地做出回应，强调“经过欧洲文化锤炼而获得的自由、人权、公正和民主的理想数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社会明确的价值方向”，“俄罗斯是自由国家” 。 [7] 他指出，俄罗斯有自己对民主的认识、有权自主决定民主发展进程，西方的民主实践也不是无懈可击，也存在弊病，“美国政府和公众对我国的政治进程有不同的看法，应当说，我们也不赞同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批评是建设性的，我们就会倾听，如果是想把水搅混，我们就不理睬它”。 [8]
普京的执政理念是国家主义，这是由他所认定的振兴俄罗斯的强国战略目标决定的。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为了振兴国家经济，不得不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和相对集中使用，而这一任务只能由国家政权来承担。因此，相对集权是必要的，这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竞争力、在内外压力下保证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俄罗斯人发明的“可控民主”这一提法是对普京时期政治现实和普京执政方式较为准确的概括。普京的执政实践恰恰证明，尽管他也致力于法制建设，在策略上讲求依法办事和遵守民主程序，但宪法赋予总统超大的权力使他事实上成了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而这种“可控民主”其实就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以民主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在俄罗斯目前的发展阶段，“可控民主”的确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和接受的，并因此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经过四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正如普京所说：“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的。” [9] 经历了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动荡，民众已经厌烦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思想政治倾向性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为那些立场相互敌对的极端主义政党所左右。整个社会开始由两极逐渐向中间靠拢，从而使社会对立程度大大降低，希望社会安定和国家政权发挥更大作用的社会情绪成为主流。在此背景下，人民群众接受了普京的“可控民主”。而随着普京执政以来一系列强化国家政权措施的实施，国家的行为能力明显增强：国家政权机关对社会政治进程保持着有效的控制，在遵守新闻自由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舆论实行了卓有成效的监督与控制，对包括因车臣问题而引起的恐怖袭击活动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也表现出一定的及时应变能力；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增进了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和依赖程度，民众对普京总统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度始终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
第二，形成了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社会转型初期，政治制度的剧变使得原有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政治精英们失去了以往苏维埃时期那种思想组织约束，其表现就是党派林立、纷争不已。到叶利钦执政中后期，寡头政治的出现更加剧了政治精英集团内部争斗的激烈程度，腐败现象丛生。 [10] 当时的许多政策，特别是有关国有资产的拍卖活动几乎都是精英们——上层统治者、官员、议员和寡头之间幕后交易的结果。普京执政以来，排除寡头和叶利钦“家族”势力的干扰，坚定地依靠行政系统和强力部门，大量启用“带肩章” 的人——有军队、克格勃背景的人，加之普京本人作为强势总统对国家政权机关控制能力的加强，保持了精英集团、干部队伍的稳定与相对团结。尽管精英之间的明争暗斗时有发生，某些时候甚至还十分尖锐，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这种争斗已明显弱化，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第三，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随着一系列加强国家垂直权力体系措施的实施，联邦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双方都可以接受和遵守的规则——联邦中央在政治上加强管理，地方当局在经济领域拥有自主权，地方当局和地方精英对联邦中央和总统表现出尊重和服从，叶利钦时期时常出现的那种公然挑战联邦中央和总统管理的现象再没有出现过。垂直权力体系的建立同时带来了联邦制的本质性变化。
第四，形成了强大的“政权党”，党派斗争大为缓和。普京时期，随着社会情绪的变化，政治力量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大势已去，主张恢复苏维埃体制的左翼和主张全盘西化的右翼自由派都已失去了民心，“政权党”所代表的中间力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当权者对仍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左派共产党人进行了有步骤的分化、排挤和打压，使其活动空间日渐缩小。在2003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政权党”获得2/3多数，成为议会的主宰。随着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党派斗争对普京政权和俄罗斯政治稳定已不构成直接威胁。尽管俄罗斯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基本的政治现实是，普京作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强势总统，已经根本改变了国家政权机关软弱无力的状况。
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以及对叶利钦政治遗产的扬弃，保持了俄罗斯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然而，随着普京第二任期的开始，随着2007年国家杜马选举、尤其是2008年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角逐，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问题又显现了出来。
四年多来，普京完成了能够在相对较短时期内迅速见成效的各项任务，这主要是指那些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合以法律手段所能完成的任务，如上所述的改造联邦制、改革政党体制、破除寡头干政，同时建立对舆论的控制，等等。所有这些无疑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俄罗斯积累的问题十分复杂，解决这些问题尚需时日，而随着新一轮政权更迭的临近，一些新的问题开始显现，所有这些不利和不定的因素将对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因素包括：
第一，普京的“可控民主”，即强势总统的执政模式首先面临的是庞大的官僚体系的挑战。普京几乎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是围绕着强化国家政权体系这一中心展开的，而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构成这一体系的各级官员来实现。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官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和傲慢的集团，把国家公务看作是一种生意。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头号任务仍是提高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官员严格守法、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11] 俄罗斯是一有官僚主义历史传统的国家，官僚集团问题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普京曾经谈到，行政改革“不只在政府中慢，整个国家都慢。我虽然愿意像希望发生大激变的人一样高兴，但却没有看到激变，没有看到大的变化。还是让我们客观地看看现实吧。我国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是超官僚主义的经济和超官僚主义的国家，官员有权自作主张地决定一切。不仅官员，连同官员无关的人都这样想。所有的人都等长官决定……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但我觉得我们是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政府做的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 [12] 在进行这种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招致他们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反抗。
第二，俄罗斯还需处理好政权与经济精英和地方精英的关系。无论是联邦制改革、行政改革，还是政党体制改革，确定制度，建立机制，明确“游戏规则”，尽管已走出关键性的一步，但这毕竟仅仅是第一步。最终确保这些“硬件”设置发挥作用，取得实际效果，除了要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来保证外，还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改革必然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在这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僚集团与掌握着国家大部分经济的财阀寡头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问题的关键。普京的联邦制改革和打击寡头行动取得了成果是事实，然而真正理顺国家政权和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财阀寡头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前者解决起来也许相对容易一些，叶利钦时期的教训说明，地方离心倾向发生于中央政权软弱之时，而普京强化中央政权的措施已有效地遏制了这种倾向。而国家政权和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普京削弱寡头势力、消除寡头干政现象可说是见到了成效，不听招呼的寡头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其余的寡头们开始“守规则”了。但与之相伴的不仅有来自国内自由派阵营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政府“破坏民主”、“干预自由经济活动”的指责，同时也有投资者对俄罗斯投资环境的疑虑。因此，普京出于政治、经济多方面考虑，开始对寡头采取怀柔政策。普京寻求与大私人资本开展对话，安抚大企业，提出缩短私有化交易追诉期，使私有化过程中以各种不正当手段淘得的“第一桶金”合法化，目的是改善政商关系。普京试图用为包括寡头在内的生意人提供财产安全的保证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中立，安心经营活动，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从政治学角度说，金钱影响政治是必然的，使寡头们完全脱离政治、不去影响政治进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国家政权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看到的是，由于叶利钦时期官僚集团与商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不少官员从这种关系中获取经济实惠——以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同寡头、商界人士进行利益的“等价交换”，这种状况是隐蔽的，很难限定它们的范围和影响程度。普京在打击寡头过程中，包括制裁尤科斯公司，难免伤及某些官员的利益，而能够涉足这些大买卖、有资格入股分红的肯定不会是一般官员。不能低估这类有影响人物的杀伤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兴风作浪。
第三，正在进行的涉及亿万民众利益的福利制度改革，有可能动摇政权的社会基础。2005年开始的社会福利改革触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不满，几十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游行，普京的社会支持率也因此而大幅下降。左派共产党人、右翼自由派都在借机而动，传统的左翼力量如俄共以劳动者利益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右翼力量联盟则以恢复民主价值为口号，大量的小型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也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在此情况下，民众的抗议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动摇普京政权的社会基础。
第四，车臣问题仍将是影响俄罗斯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近年来，俄罗斯境内所发生的几乎所有有组织的恐怖活动都与车臣恐怖主义分子有关。因此，对国家政权来说，反恐任务十分艰巨，此项任务关系着社会安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政局产生影响。为了消除车臣恐怖主义的根源，俄罗斯还面临着车臣恢复重建的繁重任务。
第五，在“颜色革命”的鼓动下，俄罗斯反对派有可能用“街头政治”方式向政权发起挑战。最近一个时期，西方国家推动的“颜色革命”在一些独联体国家频频得手，并有进一步蔓延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鼓舞了俄罗斯的反对派，特别是自由派和民主派政党。对此，俄罗斯政权当局是有警觉的，普京指出：“如果说到整个后苏联空间，令我不安的是用非法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这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搞不断革命。一会儿是‘玫瑰’革命，一会儿是‘天蓝色’革命，或是别的什么。一个社会的内部应当建立某种规则和机制。当然，需要关注、支持和帮助民主。但如果走上不断革命的道路，对这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没有任何好处。整个后苏联空间就会陷入一连串的没完没了的冲突，造成严重后果。” [13] 在2005年4月25日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作的国情咨文中，普京以大量篇幅谈及民主建设、俄罗斯的民主发展道路问题，显然是对“颜色革命”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国内妄图借“颜色革命”寻机而动的反对派势力的警告。
第六，随着国际环境的恶化，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可能进一步抬头，冲击普京的现行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未因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使国际环境得到改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从未停止过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北约东扩的压力，“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之机积极向中亚国家渗透，在中亚地区保持了军事存在。在一些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的“颜色革命”使俄罗斯周边环境不断恶化，这些经“颜色革命”形成的政权无一不依仗美国人在背后撑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友好甚至敌对态度。如果这一进程不断发展，特别是假如真遂“颜色革命”的西方导演们所愿，以“颜色革命”的方式颠覆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政权的话，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势必会再次抬头，对政权当局产生巨大的压力，普京的外交政策难免受到批评，并可能引起精英集团的分裂。
以上所说的目前还只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尚不足以影响当前政局的稳定。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政权当局构成震撼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 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四年后即2008年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普京已多次明确表示他将尊重宪法关于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在任期届满时将移交总统权力。这将是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国家政权牢固程度的一次重要检验。正如普京所说：“我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跨过2008年这个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界线。需要尽一切努力以应有的民主方式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大选。” [14] 可以预计的是，由于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得到了俄罗斯社会多数的拥护，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政治体制尤其是权力体系基本定型并得以强化，各种反对派将难有施展报负、向选民展示治国才能的空间，尽管它们也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角逐，但出现“黑马”的可能性不大，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内部。与叶利钦后期为最高国家权力交接问题煞费苦心的情景相对照，2008年俄罗斯总统权力的交接尽管存在着不确定因素，但总体上将会顺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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