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个百家争鸣时代
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第一次，也是众所周知的一次，起于三千年前的春秋末期，贯串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竞争的时代。由于经济发展和时代需求，教育、文化空前普及，“士”这个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标志性的文化巨人们比肩继踵而出，儒、道、墨、法之外，还有若干家大师。种种因素表明，中国成为世界文化大国，是从这个时代开始。
中国最近一次的百家争鸣，是在距今八十多年前的五四时代。产生了区别于封建思想、教育、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成果，出现了划时代的、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师，标志着苦难深重的中国，以全新的文化大国面貌而崛起。
上述两次文化繁荣昌盛，无庸置疑，也不须赘述。
王母的蟠桃，三千年一结实，中国文化的大繁荣，真如瑶池仙果一样稀有吗？
以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众彩纷呈，每隔千年出现一次繁荣昌盛，应该合乎情理。
其实，距今一千年的北宋，也具备了文化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首先，经济空前发达，国家年收入超过七千万两白银，“国家干部”的工资，属于历代最高；其次，教育空前普及，开科取士人数众多，选拔规则完备，士子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公务员”考试成为求教读书的巨大推动力；从而，北宋以四大发明俱备的实力，科技水平领先于当时世界；再者，首次实现“三教合一”，又各家分门别派，封建王朝的朋党之争，本不是优良传统，但学术上的内斗，也促进了百家争鸣局面；尤其是，拥现出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文化大师。
可惜的是，北宋这个辉煌的朝代，被不可思议地灭亡了，它的光辉文化史，随之陪葬于其末代皇帝骇人听闻的腐败。它的文化含金量，也被莫名其妙地贬低了。到二十世纪前期，史学教授钱穆一句“积贫积弱”，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盖棺定论。现今的人们，只能从拍卖场上的天价，才会去估量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
每千年一勃兴的文化繁荣昌盛，在世界上，足够一个文化大国身份了。
然而，北宋的灿烂文化，因被草原民族的残暴蹂躏而贬值；五四的光辉传统，随着旗手被冷落而改换门庭。
漠视已有辉煌，无视眼前巨匠的现象，反映出文化上的幼稚。
处在新世纪之初的今天，我们要打造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多少路要走呢？
从历史筛选出的软、硬条件，我们都不妨参照一下。
要有雄踞世界的文化，第一个问题是，要有世界一流的教育。
办教育，经费是基础。并不是花钱越多越先进，而在于愿否在教育上投入。看看教育经费在国家计划中所占份额，就可一目了然。比比这个份额在世界各国的排名，就会测量出我们算不算“教育大国”。若干年来，“国家有困难”，几乎形成中国教育的专用语，其微言大义，就是“国家不在这里真花钱”。
确定教育方针，是基础的基础。认准教育培养什么人，比愿投多少教育经费还重要。“五七指示”早已列入“没听说过”，今天的教育方针，也是没听说过。或许会有人会反驳，不是有“素质教育”吗？这四个字，是否算做教育方针，我们还是没听说过。“素质”二字，辞典上的解释是：“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总之，先天（与生俱来的）特点称为素质（后天练成的称为“素养”）。准此，所谓“素质教育”，等于指的是“胎教”。这样，国家确实可以不花钱也办事，顶多给孕妇一点营养补助，就算仁至义尽了。但，不查辞典的人，误以为所谓提高素质，就是唱歌跳舞做游戏，约定俗成地，给有文艺专长的学生加分。搞文化教育的领导，尽心竭力地磨破一大堆意大利舞鞋，政绩虽佳，中国的教育还是有困难。
“素质”提高以后，不爱读书的学生更不爱读书了，努力学习的孩子更向往出国了，出国深造，应当海归的人才，走上“不归”路了。
教育永远有困难，人们更加不读书。写书成了有钱人的特权、高消费的渠道。按商业化操作出版的书，真正的读书人多不肯掏腰包去买。无书可读，何谈文化？
下一个问题是，知识的社会价值如何。
知识分子多少钱一斤？为什么媒体追捧大学毕业生卖猪肉？为什么追星族不以知识论星？为什么文章不值线？为什么导师被称为“老板”？为什么资历越老的教师工资越低？为什么对国家贡献越大的专家越默默无闻？
姑且不谈十万个为什么，简单说说下一个问题。
一国家民族的文化，要在世界上站稳脚跟，必须有足以代表这种文化的大师。没有文化大师的民族，是可怜的庸众；而抹煞属于吾土吾民的真正大师，是自甘堕落。
再简单小议一个大问题：文化的凝聚力。
只要称为文化的无论什么，都会产生向心力，就像酒好不怕巷子深，臭豆腐也能吸引人。但是，只有具备足以教化、感染、鼓舞人民的成熟主流文化，国家民族才会有凝聚力。只知哈东哈西、专门拿祖宗开涮、标榜“非主流”、坚守“三俗”阵地、专事颠倒美丑等等等等如果流行下去，如果以为，文学艺术不过是搞怪，我们只能离文化的繁荣昌盛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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