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确属中国文化的特色。例子是：有谁想得到－－娼妓在中国，竟是“公营企业”！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 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 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 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份 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右边为任字）， 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 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管仲时代妓女的主要来源，是奴隶，就是所谓“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是“手持绳 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营企业，这种妓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 在中国持续极久，《吴越春秋》说“越王句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 其意。”就是官妓。《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就是官妓。 《南史》说齐废帝“每夜辄开后堂，、、、、至营署中淫宴。”就是官妓。官妓的来源，主 要有三： 一、罪人家属－－古代的人权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一个人犯罪，常常连累到一 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给宰了，妻女则沦为官妓。 二、奴隶买卖－－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国多；但在时间持久上，比 中国短。中国买卖奴隶，有过“与牛马同栏”的大场面，人变成牛马，还有什么可说？ 三、堕入风尘－－是变相的一种人口买卖，只不过被买卖的，原属良家妇女。《北里 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就是这一类。 因为公营，所以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这种机构，在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 坊”，由“乐营”管辖。《云溪友议》记有“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的一个特 例，是两个信释道大官的德政，反证了当时“乐营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没有肉体自 由，是和没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为没有自由，所以任凭处理，前程莫问。汉朝本来对“群盗妻子”发配为营妓的，但 是李陵行军时，发现她们，就一律给杀掉；宋朝平北汉，北汉“献官妓百余人于宋”；胜利 者意犹未足，还“夺其妇女随营”。宋朝的官妓，从宽录取，不但把罪人家属当公娼，甚至 把良家妇女“系狱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决的）都派上用场！甚至公然去抢来，逼良 为娼！或者乾脆诬陷良民为盗匪，以便将家属收为官窑子！更妙的是：王安石变法时，一切 都公卖，酒是其中之一。为了卖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卖酒用妓作乐”！《都城纪 胜》书里说： “官库则东酒库、南酒库、北酒库、上酒库、西子库、中酒库、外库、东外库，每库皆 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脱。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 也。”这就是酒家的前身。现在中国人很难知道：酒家原来是官办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销政 府造的酒，“以充国用”。这是一位立身谨严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 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 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 －“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 难乎为“妓”－－以充文用官妓演变到明朝，有了严格的发展，《国初事迹》记明朝公 娼情形说： “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 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这是很清楚的“公务员金字上酒家”模式。但这种禁令有 效吗？《五杂俎》的记录，有了以下真相：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辄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 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明 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轫（左边为牛）里干 （门中干字）。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这段文 献，透露了两种“家居”情况：第一种家居，是“缙绅”先生在家里叫姑娘，姑娘做应召女 郎；第二种家居，是姑娘在家里接客，姑娘做陶公馆式私娼，两种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 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五杂俎》书里又提到“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的话，说明明朝政府仍在 吃软饭。政府立场既然如此不道德，想用法律要求公务员道德，自然也就根本行不通。《尧 山堂外记》收有明朝三“杨”开泰的宰相（杨荣、杨士奇、杨傅（左边三点水））联袂狎妓 的故事： “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 笑乎？’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 ‘烈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 （侯）。’一时京中大传其妙。”连当朝宰相都可以公然叫条子，所谓禁令禁令，又在那 儿？ 其实，明朝这种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 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 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 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 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 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 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 不堪设想了！ “饮酒作乐”不但是中国娼妓业的固有文化，甚至此一行业的远流，就从饮酒作乐而 来。中国古代没有“娼”字，娼字是六世纪才出现的。在它以前，都用“倡”字。倡就是音 乐，“倡优”是一回事，就是歌唱表演。倡字后来来个细胞分裂，人字旁变口成为“唱” （纯音乐），变女成为“娼”（纯妓女），倡字本身保留原样的部份，只做为“提倡”“倡 导”来用－－自己不介入声色场所，清高起来了。 中国娼妓的语源，既然一开始就“穷声色之娱”，外加饮酒助兴，所以，在称呼方面， 就有“声妓”、“歌妓”、“酒妓”、“饮妓”、“酒纠”等名目，这些名目所象徵的文化 特色，自然也就我中华只此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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