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传播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信息传播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传播信息的最重要的媒介，互联网络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由于网络根本地改变了体现人的本质特征的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并进而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它必然带动社会整体的变迁，把人类带入高度信息化的社会。
随着互联网络及信息科技的发展，无可否认，我们已进入了或正在进入信息社会或称网络社会。网络传播已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念甚至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因此，与会代表对网络出现以后的社会从各个角度，就网络社会与数字城市、网络传播与文化发展、网络传播与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研究探讨。
清华大学崔保国副教授从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等几个视角来审视和思考网络的社会影响问题。他认为，社会信息化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从工业为中心转向信息产业为中心；政治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向网络型；文化结构从中心文化转向多元文化。同时网络的发展还影响着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出现了一个虚拟的社会。因此，伴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面貌和生活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
日本武藏工业大学严网林副教授在描绘了数字化生活的美好景象之后，提出了数字城市的概念，指出数字生活的实现必须以数字化的城市为前提，数字城市应包括城市空间的数字化和城市功能的数字化及城市居民生活数字化等三个方面。他认为数字城市的建设，最终将对人们的思考、交流、移动等行为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渡边吉熔教授从三个方面介绍了韩国的信息化政策：“21世纪虚拟韩国”计划，国家信息教育政策，儿童网络计划的宣传推广。该校的山本纯一副教授则探讨了墨西哥建立数字化开放社会的可能性。
上海交通大学竺培芬教授在论文中指出，互联网络促使中国的“e”文化诞生。所谓“e”文化，指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中国年轻一代在虚拟空间努力吸收新知识、新技术，并相互交流与沟通。她认为，互联网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加快了跨文化传播的速度并拓展了文化交流的时空。因此，“e”文化不仅深刻地打上了信息技术的烙印，而且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将西方文化中的精髓“竞争精神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与东方文化的核心“崇尚群体和谐”融合为一体。
上海交通大学陈先元副教授探讨了网络传播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从现实状况来看，网络传播的确也正在催生着一种新的文化，即网络文化。然而，网络传播对于文化发展又是一个挑战。网络传播需要人们采用同一标准的技术和手段，这种技术上的一致性要求一种文化行为模式的统一；其次，网络传播创造出的虚拟社会，容易使人们的自然亲密关系淡化；第三，网络文化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技术强国通过网络传播本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弱国则面临着保护本土文化的困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希华副教授等人认为，社会文化的迅速变动造成了年长一代的知识很快陈旧，年轻一代则因为更贴近时代、更少传统的重负，从而能够向长辈们提供新的信息和新的生活样式。因此，我们正处于“文化反哺”的“后哺文化”时代，年长的一辈若不想落伍于时代，就必须向年轻人学习。王希华等人还指出的网络传播的尴尬：当全人类的信息和知识都“一点就通”，人们还需要正襟危坐地在先生面前执弟子礼吗？媒介即信息，数字化就是知识！？然而，所有信息和知识背后的那一种人类代代延续的精神，那一缕统帅信息和知识的灵魂，也能够数字化吗？他们指出：人类的美好愿望永远无法等同于现实，科学技术从来都不是万能的，数字化也同样如此。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惠芬认为，大学生是对网络应用最充分最成熟的群体，而BBS则是大学生进行网络交往的最主要平台。她通过对BBS发展较早的清华大学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并结合大学生自身的年龄和心理特征，研究了BBS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方式和人际传播产生的正负影响。
二、网络传播的理论研究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要加强加深对互联网的理论研究，充分利用理论的理性作用和逻辑力量，使我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具有更多的概括性、前瞻性和可扩展性。一些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网络传播进行了理论探讨。
北京大学赖茂生教授对网络传播的内涵、功能和效果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传播”一词的涵义中，最重要的两个语义因子是社会性和工具性。而网络传播是基于因特网的各种传播行为和传播活动的总称，因此网络传播的工具性和社会性本质特征没有变。网络大大地扩展了传播的原有功能，从而使网络传播的社会功能更为丰富多样。
清华大学孙宝寅教授认为，互联网不单单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媒介。它模糊了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的界线，改写了传统媒介传播的模式。网络媒介具有技术属性、社会属性、商品属性。探讨互联网的媒介属性，对于认识互联网与传统媒介的互动整合关系，完善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的管理，促进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均会有所裨益。
大连理工大学讲师殷莉则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了网络传播中受传者的变化和心理，一方面论述了网络传播受传者传受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分析了受传者在网络传播中的防御心理和受传者对网络传播的传播需求，并明确指出传统媒体网络版满足受传者需求的途径是提供有用信息和信息分析。
三、网络传播的立法及管理
对于网络传播的立法及管理问题，部分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学者就国际法律制度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发表了意见。清华大学讲师梁宁介绍了美国、欧盟及德国以立法的形式对网络内容进行管理的情况及有关立法条文，指出国际社会在针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立法规范时是非常谨慎的，同时他又提到世界各国在规范网络内容的实践中难以避免的一些问题，如规范标准、司法管辖权及技术保障等。
有的学者则就国内网络新闻传播的立法监管谈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旭培研究员认为，我国是世界上较早以立法来管理网络传播的国家，已制订了多个涉及互联网的法规性文件，其中有许多涉及新闻和言论管理的内容。这些法规对规范和管理网络新闻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削弱了国内网站的活力。因此，他建议，应锻炼人民接受负面信息的承受力。南京大学讲师陈堂发在介绍了我国网络新闻传播行政监管的具体内容及现状后，针对立法监管中相关权利如网络新闻媒体的采访权、编辑权、著作权、人格权等发表了见解。
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陈进元提议对于网络传播的作品应予以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她认为，虽然我国已于1998年成立了著作权社会管理机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但其在立法上尚无明确的法律地位，而网络传播使侵犯著作权变得轻而易举。因此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更要建立健全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如此才能促进我国网络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
另一些学者提议建设网络传播道德规范。上海交通大学戴永明认为，网络传播已向人类提出了道德挑战，人们在享受网络传播的自由时，应当同时完成道德上从自由到自律的跳跃。人的道德因素是网络和网络传播健康发展的重要和必要条件。他提出自律、诚信、善业三原则是网络传播重要的道德规范。
四、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
对于网络媒体的出现给传统媒体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话题，传媒界早在两年前就已开展了广泛讨论。在本次会议上，它仍然是与会代表探讨的热点，只不过注入了更多新的内容。
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李成野认为，网络改变的仅仅是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接受方式，没有改变新闻的制作过程，换句话说，网络媒体并未改变新闻的本质。我们研究和探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来媒体发展道路。
江苏科技出版社黄元森副总编辑等通过对网络媒体的全面考察，比较了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在传播形态、传播方式、与受众的交互性等方面的异同，指出网络媒体是传统媒体的综合与延伸。
上海交通大学讲师丁晓萍认为，在被称为“网络时代”的21世纪，报纸仍然有生存的空间。因为纵观大众传播媒体发展的历史，每当一种新媒体崛起，给传统媒体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促使不同媒体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形成各种媒体彼此调整、重新分割市场、共同发展的格局。另外报纸在传播功能、传播形式等方面，具有其他媒体不可取代的优势。但是，报纸要想在媒体激烈的竞争中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必须在自我革新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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