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美国政治中，民国初年总统权力的确立和演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的转型是政治现代化的一大标志，而总统权力是这一转型的关键环节。民国初年的总统权力最初是在1911年随着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出现而确立的。当时资产阶级政治领袖的初衷就是建立这样的总统权力，既赋予其足够的权力有效处理国内外重大事务，又防止其堕落为暴政，侵害人民自由。分权和权力制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民初政局的急剧变化，总统权力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甚至发生了变化。对于这种现象，人们可以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如此困难？进入新千年，我们再次面临政治现代化的困惑，我们感到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民初总统权力确立前中国社会的政治背景。
民国初年的总统权力是以传统威权权威的消亡为前提的，而旧权威的消亡则是国内外复杂因素一系列矛盾运作的结果。
首先，经济变革是专制皇权灭亡的根本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它带来的经济多元化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加剧。在资产阶级势力崛起的同时，士绅阶层每况愈下，无法有效承担起维护传统地方控制的责任，皇权赖以存在的统治基础受到极大冲击。
其次，对专制思想的批判和脱离是推动传统权威被摧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面对内忧外患，晚清政府制度的变革既不能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也不能保障人民商品经济下的自由民主权利。再加上混乱的社会秩序，人们必然会怀疑皇权专制的合法性。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民权思想逐渐战胜了君权思想，寻求政权之外的调整。革命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界发展的新趋势。
此外，中央权力的分散是皇权垮台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权力的内部分散。晚清内忧外患客观导致的权力下放：从诸侯分权到地方权力集团的出现，成为削弱中央权力、促进皇权中央集权解体的主要动力。二是权力外流。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侵略者的殖民印记通过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政治改革，从而决定了中国任何形式的变革都不仅仅是新旧因素的较量，更是中外因素的参与和制约。这种中外势力、新旧势力、三股势力的结合，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传统社会。封建皇权失去了原有的完整性和至高无上性，成为帝国主义制约的不完整政权。
晚清朝廷处理危机的失败，决定了旧权威的毁灭已成必然。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清廷在内政外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变革。然而，这些变化缺乏长远考虑，往往落后于时代的脉搏。结果，它们只能造成新的多元化权力中心对传统体系的碰撞和冲击。然而，传统的政治制度可以不能及时有效地消除这些裂缝，最终加剧新兴力量对传统体系的抛弃。清廷一方面陷入中央权力的漩涡，同时削减地方官员的权力，导致汉族权贵离婚。但是，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显示了传统制度的失败美国重建这一权威的努力。旧的权威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
促使旧权威消亡的因素也是影响新权威建立和演变的主要原因。这突出表现为对新权威的建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挽救民族危亡，重建社会秩序，而且要实行相应的分权，实现民主宪政，保障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集权的要求决定了新权威的建立者必须具有强大的动员和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而民主的要求决定了新权威的维护者只有在民主合法性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权威。
资产阶级革命家早就设想过如何建立新的权威。早在1894年，中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在创建振兴中华学会时，提出了美国三权分立的理想民主形式。在此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五权宪法是一个理想民主共和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孙中山视为共和国的命脉。孙中山说：将来中华民国宪法要创立一个新的学说，叫五权分立。在这一新政权下，转型后的行政权由总统和内阁在分权和权力制衡的基础上掌握。其根本目的是以法律作为权威与民主的中介，既以法律树立权威，又以法律保障民主；通过三权分立，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打破封建专制政权下国家权力由一人独揽的格局，延伸公民权利，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发展。
但是，新管理局的成立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近代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派别都不可能同时满足建立新权威所必需的两个条件。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分歧可以在政体的选择上不能统一和协调，所以它可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来保卫新政权。封建军阀虽然强大，但是他们存在的基础决定了他们可以面对民主这一新生事物，他们更无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这客观上决定了新的权威建立起来还需要时间。
其次，中国的专制惯性美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也对新权威的建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缺乏有效权力制约的前提下，新政权下的掌权者必然会回归专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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