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观念差异农民代表居住生活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人。这一人常常与居住在城镇或都的人形成一种对照，即“乡下人”和“城里人”。居住在乡野之中，聚村而居，成而落，靠近田野、草原和大自然。因其出生地的原始基因，不论到哪里，他们“乡下人”的地理身份与天生“城里人”的地理身份的差异，便决定了城乡之间的观念差异，以及社会对这种身份的认知差别。由此，大凡落后、保守、歧视的观念似乎都源于农民，也适合农民；而大凡进步、创新、高尚的精神似乎是城里人的专利。“小农意识”、“小农观念”以及“小农行为”等等概念，既是用来代表农民的观念及行为，同时又是人们用来贬低他人的一种价值判断。领导干部不胜任工作称之有农识，工厂厂长把厂子搞亏了、破产了称之有农识，体育比赛比输了称教练有农识，作家写不出好作品称之为有农识，科研人员不出成果称之为有农识，导演把作品弄砸了称之为有农识，演员演不好自己的角色称之有农识，连某些分子走到这一步，也称自己有严重的农识，但有深厚农识的地地道道的农民，有成为分子的吗，简直是之极。够啦。其实带有农民二字的贬义词不止一个，比如农民心态、农民思想、农民观念、农民作风、农民思维、农民形象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城里人脑海里便形成这样一种定势思维，即认为农民总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害怕冒险；思想固执、狭隘，而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甚至把“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一关乎国家发展和治理的根本性的问题，也歧视性地理解和归结为“农民的问题”或“农民出了问题”，似乎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农民身上或都根源于农民。因而，农民问题解决了或农民不再出问题了中国便安然无恙。2、 主流意识形态差异由于农民进入大中城会面临很高的壁垒，比如定居成本，就业机会、生活保障、子女就学等等。因而规模小一些的中小城镇成为农民进城的较理想的选择。事实上，农民进城的愿望是很强烈的，想致富的农民甚至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上直接建起了供自己进入的城镇，来表达他们渴望进城的愿望。它代表了一种原生意义上的农民朴素求富心理。即要通过城化来改变自己的现状，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实现人生的价值。观念的差异反映在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上，便形成了对农民的歧视。由此造成了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法律上，对农民体利益的忽视以及对农民采取的不公开、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认识与对待。有些分子假星星忏悔，要求从轻发落，说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可以回家种地;那农民要是犯了错，怎么发落，不论从轻还是丛重，还能到城里当官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农民的歧视常常表现为整个社会或居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对农民体的种种限制上，这些限制日益制度化、经常化，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大不公。3、 文化与科技差异物质层面上的差异还有个比较，有关资料统计，城乡收入比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6：1拉大到现在的3.2:1，而隐性收入则是6：1。文化和技术上的差异更是不可比拟。农村教育、卫生、科技和文化艺术等领域发展缓慢。文盲和半文盲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大，科教文卫人员比重小。据有关统计，农村各类科教文卫人员只占农村总人口的2.5%。就说卫生一项，可以说差异大的惊人，占人口70%的农民卫生消费只占到总消费的6%。由于文化技术水平低，大多数农民工目前在城里干的都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儿，收入也十分微薄。那么，农民为什么不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呢？难啊！一是没文化技术；二是没钱培训学技术；三是即便大学毕业了也没门路找个体面的工作。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生存难保，谈何文化技术，更谈不上精神享受。4、 心理差异就心理观念而言,农民作为一个体，有于其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在社会中的特定地位，自然会形成他们自己对待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基本态度和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农民文化、农识确实存在。但是，如果把农民的思想观念和农民文化放到线性文化进化论的某个时点之上，认为农民的意识、观念总是保守的、传统的或落后的，那么，这种认识多少带有偏见和绝对化的局限。马加爵案，媒体评论多归于因教育、归因于学校和社会心理救治系统不健全，这些其实都还是表象。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横在“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于是，这种心理不平衡很容易转变为惹事作恶的诱因。相当多的城社会治安案件往往由此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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