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鼓励方向出现变化如下：
从当前大多数的鼓励生育政策看，和更完善的福利相比，资金补助即直接发钱仍是最主要的举措。对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表示，很多发达国家鼓励生育往往不只是发钱，还发福利，但是建立一套社会化抚养系统的成本非常高，效率非常低。所以，相对于社会化抚养方案，直接发钱的优势在于效率。
提升“一孩”乃至“二孩”“三孩”意愿并非是短时间的功夫，不少专家认为需要更长期的、更综合的举措，包括改善生育环境、减轻经济压力、提供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在社会氛围中培养更强的家庭意识等。
拓展：
“发钱”鼓励生育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
从当前大多数的鼓励生育政策看，和更完善的福利相比，资金补助即直接发钱仍是最主要的举措。对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表示，很多发达国家鼓励生育往往不只是发钱，还发福利，但是建立一套社会化抚养系统的成本非常高，效率非常低。所以，相对于社会化抚养方案，直接发钱的优势在于效率。
提升“一孩”乃至“二孩”“三孩”意愿并非是短时间的功夫，不少专家认为需要更长期的、更综合的举措，包括改善生育环境、减轻经济压力、提供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在社会氛围中培养更强的家庭意识等。
低生育率成因多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低于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出现了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1950年以来，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从2017年到2022年已连续下跌六年。
人口负增长背后反映的是低生育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曾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当下的中国，面临的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相较死亡主导型负增长，当前人口形势更复杂，解决难度也更大。
而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且严重的。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形态和运行方式的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压力增加、经济增长放缓，乃至部分地区社会整体性衰败等问题”。
育龄人群中，受个体主义盛行的时代观念和就业、买房等外在压力的影响，年轻一代的生育主体——“90后”和“00后”的生育意愿是最低的，比起快要退出生育历程的“70”后和生育观相对积极的“80”后，这会给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带来更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