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报》1986年10月9日 《官贵民贱》一文
今年七月间（注：应是八月），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湖北省新省长X X X（郭振乾，后曾任审计长）。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
无独有偶，4月4日，广州市书记许士杰由昆明飞回广州，他的票位是第一排，空姐却要他去后面找空位子。许士杰再问几句，立刻遭到训斥：你吵什么，下飞机找卖票的去！当这位凶神知道他是广州市书记时，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向他再三道歉：对不起，不知道是您！前倨而后恭，原因很简单，他是个大官儿。这是对为人民服务的尖锐讽刺！
这则消息，我是10月18日知道的。那天，我结束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访问，由纽约飞回北京。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处长到首都机场接我，他把这则消息从报上剪下来交给我。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说来话长，事出有因。
看了这则消息后，我心想：苦哉，这是何人所为？看来，又要把我逼到火炉上去烤了。果不出所料，当我回到学校后，一个围绕着《官贵民贱》一文的调查攻势已在秘密地展开了。据说，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较为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本身就很滑稽，怎么能要与案有关的部门调查呢？），写出调查报告（能写出公正的报告吗？）。
不久，省里高层传话给我，XXX省长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为此，希望我出来申明：香港《民报》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这样就可以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但是我认为，虽然那则消息多处与事实有出入甚至是较大的出入，但是发生在火车厢里的事件确是存在的。尽管我极不愿意伤害那位新上任的省长的形象，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许我作假证。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省里负责人说：刘道玉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事是他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当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树仁学院等单位的邀请，于7月14日至21日在香港访问考察，期间没有接触任何一个记者，主邀单位的全陪可以证明。而且更重要的是，车厢事件发生在8月9日，《官贵民贱》一文发表于10月9日，我怎么可能在7月份泄露一个月后发生的事件的秘密呢？奇怪的是，省里调查组并不找我这个当事人调查。他们找了与我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到财务处查我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他们才走过场似地找我，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至于调查的结论是什么，又是如何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这个受辱人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个部门的公正的说法，调查只是走了过场。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啰嗦，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反正他们不能用这两个铺位！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火车鸣笛了。这时，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多人上车了，是他的随从取代了我们的座位。据说，他们是到美国访问的。自不必说，他们在车上享受特殊供应，西瓜、冷饮不停端送，特制饮食送到房间，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号房。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对待官贵民贱到底如何看？在两千多年以前，孟子就提出过民贵君轻的思想，难道时至今日还要抱着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权柄不放吗？在了解到事情真相以后，我相信是非自有公论。特别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提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发生此类事件，是颇值得人们深思的！ (出自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