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雕像。（新华社记者鲁鹏/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唐代诗人杜甫不仅是写诗圣手，公文写作也出手不凡，他的公文，生前曾经获得唐玄宗的两度肯定。
或许不少人会质问：既然杜甫公文写作很牛，为什么他不是宰相级别的中书令？甚至连正三品的侍中，都不是？最高职务仅仅是摇摇欲坠的左拾遗。但是，当官和作文，完全是两码事。杜甫的仕途功名，多靠公文赢得，而非诗歌。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正月，唐玄宗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39岁的杜甫，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在天宝九年冬天，提前给天子预献《三大礼赋》，（即《进三大礼赋表》里的《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三篇才华横溢的公文很快得到唐玄宗的赏识，批示杜甫待制在集贤院“参列选序”，等候分配，可惜因主试者是妒忌贤能的宰相李林甫，最终却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
屡试不得志的诗人并没有放弃致仕的梦想。天宝十三年，43岁的杜甫再次献赋请封西岳华山，其《进封西岳赋表》云：“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由此可见，杜甫这次用字极费斟酌，颇为诚恳。他的公文才情再次让唐玄宗刮目相看，又恰逢李林甫过世不久，朝廷渐渐露出有才者志可成的气象。于是唐玄宗这次封西岳华山不久，杜甫就于天宝十四年（755年）被授予人生第一个官职：河西尉。
尽管杜甫一生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河西尉这种必须拜迎上司才能苟且生存的小官，让他心寒。后来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杜甫，专门写了一首调侃自己也调侃时事的诗，叫《官定后戏赠》，留下名句“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之所以自我解嘲，甚至不得不接受兵曹参军这类仅仅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锁的低级闲官，是因为杜甫怀才不遇，此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及第，不得已而牢骚感慨。毕竟已经44岁了，他在长安十年求官艰难，向多个权贵投诗求职无望，甚至多次流落街头自制草药卖药度日。
755年11月，杜甫出长安探望暂居奉先县的家人，刚刚走进家门就遭遇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小儿子饿死了。他悲痛不已，难以平静。此时，他在朝廷做官的父亲杜闲英年早逝，家庭失去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优越生活资助，已过不惑的杜甫哪堪一个苦字了得？
这一年，杜甫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此次回家探亲的沿途见闻，写出著名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名垂千古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出自此诗。包括之后爆发安史之乱，逃难路上被困长安而作的另一首名诗《春望》里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以及再后来的不朽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都可看成杜甫用战地记者的笔触和现实主义诗人的诗心，为统治阶级写的“血泪控诉公文”。
在755年之后，杜甫还经历了三个重要官职，分别是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检校工部员外郎。
至今，人们提起杜甫，仍然还常称“杜拾遗”或“杜工部”。
从字面意义上讲，左拾遗是捡起（皇上）遗漏的东西（政策决策失误），隶属谏诤机构。简单地说，是言官，就是魏征那样敢于跟李世民拍桌子摔杯子大声说不的言官，相当于监察机构官员，干的是得罪人的差事，而且主要负责得罪天子。当然，左拾遗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小官，因是皇帝身边的近臣，隶属于门下省，尽管只是八品官员，也比一年难见皇帝一次的七品县令看上去美许多，甚至是县令们巴结的对象。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对唐玄宗统治阶层的失望，杜甫再度重燃“致君尧舜上”的梦想，则跟另一个皇帝有关，那就是在首都长安之外逃难路上临危登基的唐肃宗。杜甫从安史叛军逃离，投奔唐肃宗得到的奖赏，正是至德元年（756年）五月十六日获封的左拾遗。百废待兴、急用人才的唐肃宗，这一天重用杜甫既是招揽人心，也是看好他的才华。杜甫因为这个知遇之恩而创作的《述怀》，还留下名句：“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可见杜甫投奔唐肃宗一路上的艰辛与忠诚。而唐肃宗显然用“左拾遗”这个官职点燃了杜甫的仕途梦。
可是给天子挑漏洞，杜甫没有魏征那么顺畅和幸运。天子一怒，言官无路。加上唐肃宗领导的唐军和安史叛军经常交战，有胜有败，开心时说什么都开心，失败时说什么都失败，因为给打了败仗的时任宰相房?进谏求情，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没被充军或被杀头，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在唐朝，于府称功曹参军，州称司功参军，县称司功佐。主要掌管祭祀、礼乐、学校、选举、表疏、医筮、考课、丧葬等事。杜甫所任的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就是县级参军这么一个小官，也是离战火最近的小参军。到华州后，苦闷的杜甫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瘦马行》等诗排忧解闷，抒发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尽管仕途坎坷，杜甫仍然心系苍生，写了两篇传世公文：《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
杜甫最后一个官职，则是他从秦州、同谷一路避乱挨饿到达成都之后。广德二年（764年）春，他的好友严武再次镇蜀，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相当于四川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员。在阆州（今四川阆中）给房?奔丧也躲避战乱的杜甫，得知这个喜讯，立即重返成都草堂，回到成都不久因拗不过好友的劝说，被严武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一直对杜甫的公文赞不绝口，这次邀约做幕府参谋，后人因此又称杜甫为“杜工部”。可是这个蜀官也当得不长久。由于杜甫在做严武参谋期间一直饱受幕僚排挤，不久杜甫便又坚决辞职为民，自己了断了“致君尧舜上”的为官梦。
不过，写诗也好，写公文也好，杜甫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传世名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即使在当今公文中，杜甫的诗歌也常被引用。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少见于扶贫类工作的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