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1-23
治军品行
性情刚烈,嫉恶如仇
毛文龙“用兵也严,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15]”,所以能够得到部下的忠心爱戴,以至于被害时,“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13]”。他为人正直,“于权要绝不肯馈遗[15]”,又嫉恶如仇,“见狐媚之徒,贱如犬豕,贪墨之辈,詈骂不禁,往往以此得过[5]”,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饷断于海外,谤满于中朝![5]”
清正廉洁,不蓄私产
毛文龙尽管身为朝廷一品大员,却不置私产。史载:“毛将军揽外海外,遣妻子归故里,不载岛物产业奴婢,空空如也[3]”,“死之日,室无赢财。钱塘仅有父宅一区,山田二顷而已。[3]”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属难得。
耿介自守,不附权阉
魏忠贤专权期间,一些没有气节的大臣争相奉承,如辽东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7]”,并在奏折中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16]”,谀辞谄语,不堪入目。毛文龙却不肯阿附魏忠贤,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他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3]”
忠贞不二,以死明志
毛文龙对朝廷忠心耿耿,当袁崇焕伪造圣旨加害于他时,他误以为是皇帝要处死自己,毫不反抗,跪而请死。 明恭顺侯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17]” 意思就是说: 袁崇焕说毛文龙跪着请死,可见他从容就义,忠于国家的法律。如果毛文龙有二心,肯定会目无法纪,怎么会跪着受死。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如果他也说我有圣旨要杀袁崇焕,袁崇焕如何自保?幸而毛文龙对国家一片忠心,并不以白刃临颈而动摇。
编辑本段人际关系
与历任登莱巡抚的关系
东江镇孤悬海外,军需、粮草全靠登莱接济,所以与历任登莱巡抚的关系显得很重要,毛文龙开镇东江八年,前后共与五任登抚打过交道,分别是陶郎先、袁可立、武之望、李嵩、孙国祯。 与陶郎先的关系 毛文龙镇江首捷,全国振奋。当时的登抚陶郎先却不为救援,听信降将王绍勋的一面之辞,认为“镇江大捷”是假的,向朝廷奏报说:“毛文龙之举,竟乱成算,再难下手[18]” ,此行为受到朝野一致指责。以参劾魏忠贤、客氏而直声震天下的东林名臣侯震旸上书为毛文龙鸣不平,他说:“嗟乎!龙小小一捷,固自称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绍勋,不为救而故为催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2]”并要求朝廷“罢朗先,逮绍勋。[2]”朝廷据此追查陶郎先,发现他多年贪污军饷,于是下狱,并将查没赃银补发给毛文龙。 与袁可立的关系 接任陶郎先的是东林名臣袁可立。任上,他积极整顿防务,清理陶郎先时期的弊政,重用毛文龙、沈有容等名将,使得登莱局面大为改观,是登莱历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个。袁可立主政期间,毛文龙战果十分辉煌。袁可立多次为毛文龙向朝廷请功,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2]”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当权者不满,只好辞职。数年后,毛文龙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荡然不存,致后金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大学者黄道周曾评价道:“公(袁可立)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19]” 与武之望的关系 接任袁可立的登抚武之望,是一位名医,但为政多乖。他在任上与毛文龙的关系极差,两人多次互参。武之望袒护魏忠贤义子登莱总兵杨国栋,支持杨国栋兼并东江镇。又多次克扣毛文龙的军饷,前后达四十四万两,使东江军民饥寒交迫。毛文龙要求查账,而武之望则强留相关的财务官员,以至二人势成水火。 朝廷后来查明武之望克扣军饷的问题,将武免职。天启皇帝在上谕中说:“念毛帅独奋孤忠,支撑海外,远提师旅,阅历当时,乃中朝实倚为辅车,而去抚每视为秦越,疾声莫应,供亿不敷,枕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属国苦资粮厞履之供,乃于百凡艰危之中,尚有累次俘获之绩,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悯![7]”,这里“去抚”即指被免职的武之望,说明皇帝充分认识到武之望克扣军饷的问题。 武之望还曾派兵接管东江要塞旅顺,与毛文龙争功,可到了冬天,他害怕后金军乘海水结冰进攻,又将部队撤到皇城岛过冬,并向朝廷奏称:“退居皇城岛亦无不可者[2]”,毛文龙对此哭笑不得,只好又派兵驻防旅顺。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讥讽武之望说:“旅顺为三方扼要,既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难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独不可据乎?据而图复,复而遇冬则退,是攻守相寻无已也。[2]”,指责武之望“谋国非心虚”,同时称赞毛文龙说:“海外情形,毕竟毛文龙勘得透![2]” 武之望崇祯年间复出担任三边总督,任上再次因兵饷问题引发十多处兵变,忧愤而死。 与李嵩、孙国祯的关系 李嵩和孙国祯与毛文龙合作时间不长,二人都曾经为毛文龙向朝廷请功,双方并无芥蒂。
与登莱总兵杨国栋的关系
登莱总兵杨国栋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入魏忠贤门下,进鎏金、滚珠、骏马为干儿[5]”,靠着魏忠贤的关系成为总兵,“忠贤传谕兵部骤推国栋为总兵[5]”,他在任上无恶不作,贪赃枉法,并将聚敛的财富进贡给魏忠贤,《明史稿·魏忠贤传》专门提到杨国栋每年都向魏忠贤送上厚礼。“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岁时赂名马、珍玩勿绝。[20]” 毛文龙与杨国栋交恶,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毛文龙性烈如火,嫉恶如仇,与专营苟且的小人难以相处;而直接的导火索,则是辽东难民的安置问题。 杨国栋作为魏忠贤最得意的干儿子,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魏忠贤生祠,每年都向魏忠贤进献大量的珠宝珍玩,他当然不可能自己出这个钱,所以就把主意放到由东江安置到登莱的辽东难民身上。 据辽东难民的揭发:“自国栋任登,出令强辽人住登者,悉隶官操。富者买免,每名百金,贫者愿隶,需索顶缺,每名十八两。且逐季查补,或一家而三四编坐,或一人而前后扎诈,甚至衣食无措者。复出拿奸一令,富商被拿者,动以千金贿之乃释。[5]” 逃难于登莱的辽东难民,被杨国栋当成金库。富商要勒索千金,穷人也要十八两,而且还“前后扎诈”,必欲将民脂民膏敲尽。 杨国栋为了给魏忠贤修建生祠,还强令辽东难民出钱、出建筑材料,“以助尚公生祠。[5]” 在如此苛政下,辽东难民在登莱无法存活,不得不逃往东江。“吾侪逃生于彼,而受害如此,不能聊生,复投生海外。[5]”他们宁愿在粮饷不足,生活艰苦,还有后金威胁的东江生活,也不愿意呆在后方登莱,足见杨国栋把难民逼到无以为生的地步。 登莱等地的辽东难民复归东江,使得本就粮饷不足的毛文龙负担更加重,但他对辽民不抛弃,竭尽全力予以救济、安置,辽民无不感戴其德,毛文龙遇害后,为之建祠立庙,怀念不已,这是人民对于一个被污蔑的英雄人物最真挚的情感流露。 杨国栋对于辽东难民投奔毛文龙极为不满,认为是断了自己的财路,捏造了“十大罪”来参劾毛文龙,分别是:一、不复寸土。二、毫无牵制。三、驱难民远窃人参。四、伤残朝鲜。五、掩败为胜。六、勾结宦官。七、杀良冒功。八、以粮资敌。九、坑害客商。十、抗旨不肯移镇。 所谓的“十大罪”完全是对毛文龙的污蔑之辞,大多数正是杨国栋本人的写照。后来袁崇焕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两条,作为毛文龙的罪状,将之杀害。
第2个回答 2011-01-26
1,他是优秀的军事将领。在明代天启年间,女真努尔哈赤闹独立,吞并辽东数城。在这种为难的局面下,以毛文龙为代表的将领奋起抵抗,书写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从其夺取皮岛到被袁崇焕冤杀,历经数十仗,在敌后给后金政权很大打击。
2,深入敌后的军事地主。与袁崇焕、满桂等人不同。毛文龙的地盘皮岛是自己带人抢过来的。在女真政权的腹地。由于距离太远,没有明朝的支援,毛文龙便自给自足,招新兵收留民屯田自给,并且同各地往来贸易。据统计兵员上万,收入颇丰。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深入敌后开辟空间的军事地主。
3,忠贞不二的卫国斗士。毛文龙一直忠于明朝朝廷,还招降了后金将领。
4,被冤杀的将军。崇祯二年,毛文龙被袁崇焕矫诏冤杀。对此我很疑惑。
第3个回答 2011-01-22
毛文龙对于后金的牵制作用和其在抗金斗争中的贡献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他终究是个狂妄重利的家伙。谁的面子都不想给,俨然土皇帝雄霸一方、野心昭昭还在其次,在辽东前线军饷最紧缺的时候囤积物资发战争财,这才更恨人。而毛文龙和皇太极的议和与袁崇焕的假议和性质也完全不同,前者是利字当头为求自保真假自知,后者是为了巩固战线拖延时间。
毛文龙堪称一代枭雄,但绝对不是什么气节高尚的真英雄,他过于重利且野心勃勃,这样的人控制不好,岂不是国家大患?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袁崇焕这才有了“毛文龙可用就用,不可用就杀了他”的杀毛之心。
第4个回答 2011-01-23
其一:满清所修史志多有违背史实。如阎先生屡屡所引的《明史》、《满文老档》、《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等等,凡涉及民族关系,以及与明朝相关者,往往语焉不详,有时不着一字,有时则粉饰满清而诋毁对方。满清以90年之力所修之《明史》,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即指出:“以夫言《明史》,则于清初史事,忌讳尤深,方域无建州之传;清之先世,语焉不详。若记南明诸藩,《明史》则附于诸王列传之后,尤非体制。”(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论及亦有“明季门户之见,为清讳”之说)继又指出:“乾隆重修之实录,则于满洲宫廷中,不名誉之事,删除较多矣。”即使如《明史·袁崇焕传》,亦是在满清天良发现,公布阴谋,公开为袁崇焕平反之后所书。于其被冤杀,则仅置数语:“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对,遂缚下诏狱……三年八月磔崇焕于市。”若无此以正天下视听,否则,袁崇焕定会被置于“贰臣”之列。若是,忠奸千古,又有谁知!
其二,明清史料有待甄别真伪。明末党争不息,门户之见,互为左右,影响到清初。故凡明清之人所撰史志,往往带有党争偏见,甚至带有恶意攻讦。如今人若不知原委偶读《东林点将录》、《同志录》、《三朝要典》、《酌中志》等,定会得出魏忠贤—党“尽心国事”,而东林党人尽为魑魅魍魉。—些名士布衣所撰书志,亦有失之本来者。如《明亡清兴六十年》数度所征引布衣程本直(袁之幕僚)《漩声记》(另尚有《矶声》),属于程本直为袁崇焕鸣冤之作,其所涉及袁崇焕“该杀”毛文龙事,明末即有吴国华《东江客问》等,针对程本直之文而为毛文龙辩诬申冤也,其论甚详。其结论:“壬戌以来,复镇江矣,俘佟养真矣,据铁山矣,收辽民矣,坚守诸岛矣,保障朝鲜矣,朝野之人,无不壮之;牵制之名,于是乎著。奴屠一城归,战一胜归,终不敢窥关一步,谓非毛之功不可。”《明亡清兴六十年》第三十讲所引梁启超言毛文龙“该杀”之论,即本于程本直之言。明清史志涉及毛文龙者凡数十处,而《东江客问》一类文献,因至20世纪下半叶方晚出,或许梁氏当年末见也。除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吴国华《东江客问》之外,尚有清人吴骞所辑《东江遗事》上下卷,分别自谈迁《枣林杂俎》、无名氏《纪事本末备遗》、李逊之《崇祯朝纪略》、钱曾《也是园杂纪》、毛先舒《小匡文抄》、《明史》及明末档案等辑得数十事,亦因晚出,足备参照。然而,这些不同的记载,恰恰未引起阎崇年先生的正视。
就连清朝遗老遗少所修《清史稿》,视郑成功为海盗,戈登为英雄等等,倒行逆使,荒谬绝伦,谢国桢斥之为:“纂修之人,人民国后犹代清廷立言,隐蔽帝王秽德,诬蔑革命事实,极为荒诞”。
其三,毛文龙死于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明代末年,明王朝政纲不举,内外交困。农民起义军、明军、满清兵,以及朝鲜、蒙古部落五股力量相互整合化分,此起彼落。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征战,满清八骑的臣服朝鲜与蒙古,以及满洲与大明王朝的生死对立等,均是文武并用,明火执杖与阴谋诡计并存。特别是满洲兴起与大明王朝争雄时,当军事力量无以奏其功时,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以及其继承者多尔衮等,无不巧计迭出,以全其功。
既然崇祯帝中皇太极反问计而误杀袁崇焕,那么,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尽管历来钱锡龙、陈继儒,董其昌有嫌之外,是否亦为满清反间计得逞?检索《纪事本末备遗》尚有其说:“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末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日:‘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旗牌张国柄以尚方剑斩之。”可备一说。其次,满清皇族宗室昭梿《啸亭杂录》卷十《毛文龙之杀》,隐约泄露天机:“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可备二说。
明清之际这段历史,尚有许多扑朔迷离,而有关史料,汉族典籍大多不是饱经满清禁毁,就是抽毁;满清典籍,则多借重修之名予以删改。因此,面对史事,检索典籍,则往往不是阙如,就是片面,甚或歪曲。因此鲁迅一言道破,天下后世若披览《四库全书》之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于是,今人若仅凭一面之词便论断毛文龙“通夷”、“该杀”,显然有失客观公正。
当今学界躁急,于中国历史有“戏说”、“谩说”、“歪说”,甚至有人考证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婚外情”所致;屈原投江,是为“蹦极”;等等,不一而足。不仅缺乏学术责任,也同时缺乏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如在国家重修《清史》之际,就有人提出要肯定吴三桂降清,貌似学术“创新”,而实为解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这不仅与“八荣八耻”相去甚远,而且亦将沦丧中华民族千百年得以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
“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毛文龙冤死近四百年,清王朝谢幕已近百年。围绕毛文龙的评价与认识,近人顾光涛著作《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评<东江遗事>》的大块文章时,就没有读到诸如《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之类史料。而陈生玺《关于毛文龙之死》、《论毛文龙据皮岛》、《明将毛文龙在朝鲜的活动》、《关于毛文龙被杀之前后——兼述袁崇焕之冤狱》系列文章,以及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何其相似乃尔!
在历史的编年史上,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纯粹的善恶之分(如同马克思论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而只有集团、民族、阶级、国家、时代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