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修大运河的历史意义
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总长五千多里，流经今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等五省，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等水系。这样，隋代的水上交通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河北平原，经淮河，越长扛，南抵太湖、钱塘江流域，把华北、江南和京城所在地的关中地区联在一起，形成全国的运河网。
若从京城长安出发，坐船可经广通渠至潼关入黄河，顺水而下，经沁口北上永济渠抵涿郡，又可走通济渠，经山阳渎，过长江，顺江南运河到杭州。以这几条运河为骨干，还可通过若干支流前往全国许多地方。这种四通八达的运河网，对巩固我国的统一，促进南北的文化和物资交流，开发南方，支援北方等都有深远的意义。运河通航，“自是天下利于转输”②［注：《通典·食货·运漕》卷一七七］，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江浙一带加快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财赋集中地区，运河两岸的城市迅速繁荣起来，京口(今镇江)、江都(今扬州)和浚仪(今开封)等都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都会。江南的丝绸、铜器，海产，四川的布匹。西湖的稻米杂货，广东的金银，犀角，象牙等等，源源不断地输往首都长安和北方的涿郡。
隋代大运河地形复杂，开凿任务相当艰巨，当时封建压迫非常残酷，劳动工具简陋，可是运河的建设速度却很快，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创造精神，也说明当时我国水利工程技术曾经走在世界前列。
大运河是我国隋代人民用血汗和生命建成的。大业元年(公元六零五年)凿通济渠时，“役丁死者什四五。”①［注：《资治通鉴·隋纪五》卷一八零］大业四年(公元六零八年)征河北诸军一百多万开永济渠，丁男不够，就抓女工上河。据《开河记》描述，朝廷还规定每五户出一人参加供应食物等准备工作；河工在五万名监工下日夜劳动，稍有差错，即受到“枷项笞背”，弄得许多人家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大运河凿成的当年，隋炀帝巡游南北，自洛阳出发，经开凿的漕渠出洛口进黄河，再经通济渠、山阳渎到江都。大业七年(公元六一一年)，“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①［注：《资治通鉴·隋纪五》卷一八零。］事先他派人到江南采伐巨木造龙舟彩船数万，龙舟上下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余丈。到江都时，拉船的人达八万之多，所带宫妃随从也不下十万之众，“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需消耗，均归沿途痛苦俄高层各县供给②［注：隋书·食货志》卷二四］。五百里内的州县老百姓都要进献山珍海味③［注：《资治通鉴·隋纪五》卷一八零］，许多州县的农民被迫提前预交几年的租税。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能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隋代大运河的兴建，正是这样，决不是什么单纯的隋炀帝杨广想要游山玩水的个人意志的产物。
如前所述，从春秋到南北朝，我国人工运河系统已具雏形。隋代初期，京师仓廪尚虚，关中也出现“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④［注：《隋书·食货志》卷二四］的现象。当时的供应主要仰仗河北、河南，山西和山东。但运输十分困难。为了改善交通，隋文帝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⑤［注：《隋书·食货志》卷二四］但渭水漕运险阻，没有解决问题。这是迫使隋朝统治者下决心开凿运河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江南已是“地广野丰”，物产日增。为了进一步扩大关中的供应来源，把江南富裕的物产源源运进长安，开凿运河势在必行。
隋文帝于公元五八九年灭南陈，实现全国大统一后，江南的割据势力仍霸地为王，继续对抗中央，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为了有效地防范和镇压南方的反抗，隋朝统治者亦有必要兴建运河。这是大运河开凿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隋代强大的物质基础和雄厚的技术力量，使以上这种需要成，为可能。隋文帝晚年时，全国已呈现出盛世景象，“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①［注：《隋书·食货志》卷二四］。如前所述，当时也逐渐形成了一批有才能的技术队伍，如宇文恺、苏孝慈和元寿等人。隋炀帝就是凭借着这些条件，经过精心的筹划和组织，终于使可能变成现实，建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沟通全国的运河网。
综上所述，大运河兴建于隋代，主要是我国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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