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以发展求生存是人的生存区别并高于动物的生存的根本标志。生存是泛指一切生命的存在，然而不同种类的生命使其得以延续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动物只能以一种本能的活动方式来求得对
自然环境的适应而实现其生命的延续。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发展”，人同动物一样都要接受
自然法则的支配。这一点从当代人类生存危机中得到了充分证明。但人又与动物不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不仅生产自己本身，而且“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思，第50-51页）“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定自己是类的存在物”，“并且在他们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实现“人的自我创造”。也就是说，人作为类的、社会的存在物，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对象化活动，从而实现“人的自我创造”，使生命得以延续。这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象化活动，并使人得到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的活动，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发展。为此，人们接受的就不仅仅是自然法则，更重要的是由人自己创造的社会法则，相对于生存而言这种社会法则本质上就是发展的法则。人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才能真正得以生存，否则将会被历史所淘汰。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
费尔巴哈忽视工业生产时明确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第40页）一部
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类生存史。
第二，人的发展能力和水平是决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关系的客观依据。发展不仅使人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而且人远离动物界的程度也完全取决于人自身的发展能力，“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4页）当今时代，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的生存危机，确实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恶性掠夺，其程度远远超过自然环境的可承受范围和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从而遭到自然界的强力报复而导致的生存危机。但能否由此认为，当代的生存危机不是发展能力不足的危机，而是发展能力过盛和过强的危机呢？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的确，较之于过去那种人只能成为自然的奴隶、依附于自然过日子，或只能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渔猎文明和农业
文明时代，当代人类的发展能力和水平是大为提高了。但这种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也是相对的：就整个工业文明而言，无论是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劳动工具还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工业文明所走的仍然是以采矿、冶炼和制造业为主的粗放的、高能低效的发展路子。工业文明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加深，最后导致人的生存危机，固然有发展观上的问题，但本质上还是发展能力不足的危机。正是人类生存需求的日益增长与工业文明形态所固有的发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的不断加深，将导致能够以最少的自然资源而获得较大发展的新型的文明形态即知识文明形态的出现。这种新型的文明形态的到来，将会使人的生存状态得到巨大的改善。
人的发展能力和水平不仅规定着人的生存状况，而且还规定着人的生存关系。人的生存决不是孤立的，人的生存总是
社会关系中的生存。人在特定生存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人的生存关系的改变，都是由人的发展能力和水平所决定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公认的原理。在当今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中，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说到底就是
综合国力的竞争。当代世界生存危机主要是
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危机。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危机实质就是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不同层次的发展形态之间的冲突而导致的危机，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工业文明走向知识文明，而发展中国家还正在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这种发展形态的反差不可避免地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危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尽快地发展，提高自己的发展能力和水平，这种危机还将进一步加深。与其说当今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是生存权，不如说更缺少的是发展权。
第三，发展实践是人的生存价值得以展示和实现的现实基础。注重发展、注重实践，尤其是注重发展与实践的统一，而不仅仅局限于
本体论的视角去谈论生存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生存论与传统的和其他的生存论根本区别的关键所在。人的生存价值之所以要通过发展实践来体现，这是因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同上，第56页），同时人又总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同上，第73页）。如果把发展实践理解为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种积极的、有效的、进步的对象化活动，那么，人的生存价值正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这种双重的双向的对象化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要生存，必然有生存与再生存的各种需要和追求。自然、社会作为人赖以生存的对象，固然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但自然和社会并不会自然而然地、随随便便地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人们只有根据时代的要求，通过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象化活动的发展实践才能使人的生存价值得以实现。当今时代正处于发展形态的重大转型时期，发展实践的背景、条件和活动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面对全球化和
知识经济的挑战，人们应当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敢于创新，实施新的
发展战略，富有成效地进行发展实践，使人的生存价值得以充分的展示和实现。
二
困惑之二，关于生存与发展矛盾的性质。既然人类的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是通过发展形态的依次更替而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而人类的生存不同于动物之处又在于人类是以发展求生存的，生存是伴随着发展而得以延续的，这样发展与再发展的矛盾、新旧发展形态的相互冲突，就必然表现为生存与发展的冲突。问题在于人们不能主观和任意地扩大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冲突是间接的、暂时的、过渡性的、局部的、可以协调的。
第一，从发展的特定形态上看。任何一种具体的发展形态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当这种发展形态处于上升乃至尚未步入衰落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时，生存与发展作为人类自身活动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反映或生命活动的两极，由于各自的特性不同，二者虽然也有矛盾和冲突，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协调的；生存与发展互为目的、互为动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这一发展形态向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演进。只有当这种发展形态的合理性逐渐丧失，发展已经难以为继甚至陷入危机时，生存与发展，确切地说是人类的再生存需要与原有形态上的发展，才会表现出明显的冲突。自
工业革命开始的200多年来，工业文明给人类所提供的生存空间，即从狭小的地域到全球化，从地球到星际；对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如人的寿命不断延长、生活营养的日益丰富、文化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交通通讯的高度发达等等，足以证明生存与发展并非是根本冲突的。而当代生存与发展的冲突，也只是工业文明发展到极限或陷入危机时的产物。这种冲突是由工业文明形态本身的发展与再发展的矛盾冲突而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从整个发展形态来讲，也只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如果把这种生存与发展的冲突加以扩大，视之为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根本性冲突，就必然会导致对生存与发展矛盾性质的错误判断。
第二，从发展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过程上看。“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它们也在演变。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而且正如所有历史研究者所了解的，它们也会消失，掩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
亨廷顿，第27页）也就是说，人类的发展必须由具体的形态来体现，而“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7页）。既然具体的发展形态相对于整个
人类历史过程都是一种“暂时阶段”，那么当这种具体发展形态陷入危机时反映出来的生存与发展的相互冲突，就更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现象，是发展形态更替中的一种特殊表现。随着旧的发展形态被新的发展形态所取代，生存与发展这种暂时性、过渡性的矛盾冲突，将在融入新的发展形态时得到有效的克服和解决。在当代世界，工业经济过多地掠夺了自然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严重不足、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使人类的生存陷入危机，导致工业文明的发展与当代人类生存之间的相互冲突。工业文明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反映出随着工业文明自身的发展，人类的发展能力已大大提高，较之于农业文明时代有了相当强的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暴露出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发展能力仍然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知识文明就是由此应运而生的。随着知识文明时代的到来，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这种工业文明发展与人类生存的矛盾冲突将通过可持续发展之路而得到有效的解决，在新的条件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第三，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上看。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两个层面，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生存是发展着的生存，而发展是生存的历史延续和超越。当然生存与发展作为生命活动的两个不同层面，二者又是有区别的：生存着重强调的是人自身的存在，这种存在的低限是生命不至于死亡，但不能把生命的存在仅仅理解为生命的存活。人的生存需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质量都是随着人类的历史演进而日益扩大和提高的。而发展着重强调的是人自身的运动和变化。生存较为注重的是人当下的需要，而发展较为注重的是长远的需要。生存突出体现的是自身的享用，而发展突出体现的是自身的建造。因此，在确定的条件下，要想生存得好点，就不能不以牺牲一定的发展要求为代价；而要想发展得快点，又不能不以牺牲一定的生存要求为代价。就此而言，生存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冲突，但如果从动态的、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过程看，这种互为代价就成了互为动力。人要以发展求生存，发展也能满足人的生存要求。发展会使生存陷入危机，发展也能摆脱生存危机，这是人类自身的本性。如果把生存与发展的冲突看成是根本性的冲突，那就意味着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是一种对抗性矛盾，而对抗性的矛盾只能采用外部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只能采用非人类的方式来解决人类的自身矛盾，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人类发展到今天从来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而且是把它作为同一个问题来解决的；人类不仅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当代生存与发展问题，也有能力解决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三
困惑之三，关于生存与发展矛盾运动的趋势。从生存与发展的悖论走向生存与发展的循环论，原因还是在于没有把发展与发展形态区分开来。因为如果没有发展形态的概念，就很难理解生存与发展悖论中所出现的三个发展概念的具体含义，或三种发展状况的相互关系。而如果把发展形态分析法引入对生存与发展悖论的理解，就会发现生存与发展的矛盾运动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循环，而是历史的进步。生存与发展总是具体形态中的生存与发展。如果把生存与发展悖论中的第一个发展理解为是某种特定的、上升性形态上的发展，这个时候生存与发展是相互协调的。而第二个发展所指的就是这种形态走向衰落历史阶段上的发展，发展导致生存危机就是这种具体形态中的危机，这时候生存与发展就表现为相互冲突。第三个发展便是取而代之的新形态上的发展，要摆脱生存危机必须发展，这显然不是原有形态上的发展，而是从原有形态中孕育起来的能够摆脱危机的新形态上的发展，这时候生存与发展又在新形态上回归于本来的协调。生存与发展的悖论所反映的正是发展形态的自身演进和依次更替的客观的辩证过程，正是生存与发展矛盾统一体由相互协调走向相互冲突，又在新形态上实现相互协调的上升性、前进性的运动趋势。
生存与发展矛盾运动的趋势，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它直接关系着如何认识和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如果不是把生存与发展矛盾运动的趋势理解为一种历史循环，而是理解为历史的进步，那么在当代这种进步趋势不是别的，正是取代工业文明的知识文明。这样以再发展来摆脱生存危机，就不是以工业文明来摆脱由工业文明自己造成的生存危机，而是由新发展形态的知识文明来摆脱工业文明造成的这种生存危机。事实上首先步入知识文明的发达国家，就是通过加速知识文明的历史进程，而较好地解决了由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许多生存危机问题。那么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后发国家是否也要用知识文明来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呢？答案应当说是肯定的，因为当今时代已由过去的区域化走向全球化，全球化进程还在日益加快，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与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融为一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如何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时深刻阐明了这个问题：“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要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第73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只有立足于知识文明的发展形态，才能解决自己的生存危机问题。这就是要实行跨越发展战略。跨越发展并不仅仅指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或激进发展、跳跃发展，而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处于重大转型时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世界普遍交往时期，后发国家和地区依据发展形态转型而出现的双重目标和双重任务的客观要求，采取以高级形态带动低级形态、以低级形态促进高级形态，实现不同发展形态的结构重组，从而加速发展进程、提升发展形态的一种积极的、富有特色的后发型发展方式。正是立足于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到来，世界已经出现发展形态的转型这样一个客观背景，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伟大战略，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作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决策。这一跨越发展战略对于我国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