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最多的唯一省份
什么年代华人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没有完整确切的文字记载，据中国的史书记载，北朝魏宣武帝在位年间，就与婆罗王有接触。经商往来，而婆罗王对中国的朝贡也未中断过。若此记载可靠，则在1000多年前华人就来到婆罗洲（加里曼丹）了。
据在马来西亚的金剑先生（1991年12月14日马来西亚《新生活报》刊登）写道：“1407年（永乐4年）在吕宋岛的海盗首领林道乾，不敌西班牙的部队，只好率部下南逃至婆罗洲岛北部登岸，土人酋长见林道乾部队衣甲鲜明，不敢抵抗，带领族人投降，之后，林道乾部众在此开荒耕种，改邪归正，与土著女孩通婚，繁衍至今。”这个地区就是现在的“宋公”（Sungkung），它位于三发河上游，到现在该村还保养着林道乾的墓，墓的上面还插有他的宝剑呢。
这就是有文字记载关于华人来到西加的历史。随后就有华人乘搭帆船向南探险，而来到婆罗洲，一般是每年的春季顺东北风来到西加，要到6-7月间有了西南风才回航，当时来到西加的华人都是短暂停留，以经商为主，后变成长期定居，进行釆矿，开荒。也许是1740年喃吧哇（Membawah）苏丹向汶莱苏丹招得一群华工到百富院开采金矿，从此开采金矿延伸到内地，如民旺、新南（Minwang），新南（Sinnam）和东万律（Mandor）。
1750年开始有大批华人来到西加，因为那年三发（Sambas）苏丹批准华人在鹿邑（Mentrado）开采金矿。
当1770年在东万律发现新金矿后，华人更迅速来西加，几乎每年约有3000华工来到西加。受金矿的诱惑，大批华人移居西加，从喃吧哇转移到坤甸，邦戛，三发等地，后由于开采金矿容不下，就转移生产目标，即向各处开始耕田捕鱼，开垦农业和种植园艺，如胡椒、甘密（Gambir）、椰子、橡胶等。
据荷兰作家Cator的记载，1900年西加华人是41,500人，20年后增加到67,000人，到1930年是108,000人。而此时华人的农园地约120,000公亩。到1954年人口统计时，西加的华人占全省人口的30%（马来人30%，达雅人30%，其他各族10%）。
金矿在1812年约有30多个矿区，以东万律金矿最大。全部采矿工人约3万。早期到来西加开采金矿的华人，都各自组织公司，主要是梅州市梅县区、大埔人。早期的公司有东万律的兰芳公司、鹿邑的大港公司、三条港公司、和顺公司等。
逐渐地越来越多华人前来西加，于是自1850年华人开始转移生产目标，即向西加的市镇以外的森林地区垦荒务农，所以西加各偏僻地区都散居了华人，他们开荒垦植椰子园，橡胶园，胡椒园。成立小乡村，甚至有些小乡村全是华人，没有其他族群，在内陆丘林地带的每个园区都是华人开辟的，即使交通很不方便的地区都有华人的小村庄。在城市华人比较多的是山口洋，华人居民占全市人口的65%，坤甸市华人占45%。
西加华人居住区的房屋建筑格式与中国大同小异，在他们住家四周围都种菜，养家畜。在山口洋，鹿邑和东万律，那儿的市区建筑与中国城镇都很相像。
传承中华文化教育最普遍的唯一省份
上面己说过，在西加全省的每个森林地带都有华人居住而成为小村庄。有的村庄只有10多户人家。他们有的是聚居在一块成个村庄；有的分散居住在各自的胶园、椰园，相隔数百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文教育纷纷兴起，都以普通话教学，就连十几户人家，交通不便的偏僻村庄都开设中华小学；就连散居各园区的村庄也开设中华小学校。多数村庄学校只有数十名学生，所以只用一两位教师。当时的教师有的须步行几个小时才到达学校，教师们也一样愿意前去执教，其执教精神高尚可贵。据说当时西加的华校大大小小有100多间。
1957年西加省政府下令全省13个地区（坤甸、松柏港、喃吧哇、山口洋、邦戛、三发、盂嘉影、万那、上侯、新党、昔嘉罗、富都、道房）以外的地方不准开设中华学校，这个禁令于1958年开始实施。华校的数量就大大减少，但原来的华校在地方上的热心人士支持下改为“民族私立学校”，上午教授印尼政府的印尼文课程，下午教授华文，这样一直维持到1967年苏哈托宣布禁令后就全部封闭了。
保持中华文化传统最完整的唯一省份
西加的华人传统文化从未被破坏过，间断过。在苏哈托掌政时曾下令禁止一切含华人传统的文化节日的活动，如除夕夜到庙堂上香，过春节等。然而在西加对华人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等，西加华人商业活动照样停业庆祝。
这里必须特别提及华人占全市人口65%的山口洋，曾被喻为印尼的唐人坡，小香港，除以客家话通行于市区外，另一特色是“十步一小庙，百步一大庙”的庙宇建筑群。
苏哈托下台后，春节期间更是舞龙舞狮，庙宇钟鼓齐鸣，男女老少上香拜神通宵达旦，元宵节各地神仙齐出游，法师坐刀轿，穿口针，踩钉排等巡游全市，热闹非凡。近年来当地的其他族群，军政人员也多参与这一活动，这是全印尼独特的喜庆节日。
在西加的华人中，尤以潮州人和福建人都不吃三板跳鱼（称三宝公鱼），这种鱼背脊上有五个手指纹，传说是因被海浪打上三宝公的船上后，三宝太监亲手抓起放生的，所以鱼背上留下了三宝太监的五个手指印。
华人遭受最大迫害的唯一省份
1942年日本占领西加后，将西加华人精英进行大逮捕，然后载往东万律，实施集体大屠杀或活埋，几达万人。日本军把一卡车一卡车的华人载往东万律，其中不乏正值壮年的积极分子，一概被命令自掘填墓穴，然后在屠刀下断头或集体活埋。东万律的集体屠杀，后来建了万人冢的墓园，至今仍是家属们难以跨越的死荫幽谷。
1965年“九卅”事变后，苏哈托上台，搞反共排华运动，西加的印共及其同情者组织游击队反抗苏哈托政权，游击队的成员有华人，活动范围是三发县和坤甸县两个县区的森林地带。苏哈托政权扑灭无方，诬赖游击队能在森林生存是靠山区华人的资助。为达消灭目的，掌权人就散播不利华人的谣言，煽动怂恿勇猛而单纯的达雅族人仇视华人，向华人大开杀戒，进行驱赶行动。于是在1967年底，三发县、坤甸县军人伪装成达雅族人，率领了达雅族人搞“红头事件”，用达雅族人的习俗，向每个村庄散发红碗，要大家宣誓驱赶，烧，杀，抢华人及其房屋，财产，园地。经过大运动后，将这两县管辖的山区华人赶到海边城镇，造成约20多万人华人难民。有的村庄华人走得慢些的就被杀害，甚至有的是由武装人员策划进行全村庄的大屠杀，例如孟加影坡附近的麻云，伯兰蒂，和华莪附近的双滨港，这3个村庄，各有数十户华人，男女老少各数百人口，全被集体杀光。当时除这三个村庄的华人及连同走得慢而被杀害的华人约数万人。
那些被赶走的约数十万人，他们来到沿海地区成了无业游民，政府不管，让其自生自灭，有的还被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许多未经审判而凌辱致死狱中；当时逃到山口洋和坤甸的华人难民，其中有的与其饿死，不如冒险到外岛找出路，求生存。
西加华人向来循规蹈矩，却总是难逃宿命，日本来时说华人参与抗日游击队，进行大屠杀；自家人当家作主的时候又说华人支援共产党，又成了代罪羔羊。
所有在山区的华人都有树胶园，胡椒园等，被抢光了，最后都被破坏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逃来沿海的难民，当时已没华人团体了，只由个别热心华人接济，有的流落为乞丐，卖淫，有的带点钱出来的就到外岛打拼。
在那个年代政府在西加也实施白色恐怖，凡是被认为“莫须有”的华人就被捕杀，许多尚有一点积蓄的华人纷纷逃往外岛避难。所以从此西加华人人数大大减少，由原来的占全省人口的30%减至9,151人（2004年统计华人人数是365,232人，全省3,991,612人）。
经济作物也在这次清剿中全给破坏了，造成西加的经济一落千丈，几十年了都恢复不了。
外嫁华人姑娘最多的省份
自“红头事件”后，西加出现很多穷困难民，为摆脱贫困，先是出现许多媒人带难民的女儿，寡妇到香港，台湾找婆家，一些寡妇在台湾更多的是嫁给退伍老兵；后来是台湾的媒婆带人来物色，就形成更多华人女孩外嫁到香港，台湾等地了。她们有的是幸福了，找到了好归宿；但也有的遭到更惨的命运，被虐待，被转卖为娼，再入地狱。
族群和睦相处的省份
自苏哈托下台后，其所搞的种族挑拨离间，造成土著人杀害华人，土著人杀害马都拉人等血腥事件。到21世纪初结束了。恢复了三大族群（达雅族，马来族，华族）融洽相处。华人逐渐参与了政治活动，参选为中央，省级与县市议员，有华人当选为西加省议会副议长；坤甸市议会议长；山口洋正副议长。还有华人当了地方长官，如张锦坤是第一位华人当上了上侯县县长，接着西加省副省长黄汉山；山口洋市长黄少凡；坤甸县县长也是华人；山口洋市议会议长还是华人妇女呢。西加华人多尽了民族的公民责任和义务，这是良好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