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04-10
小学学历
1928年4月，胡适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聘请沈从文来校任职。当时争议颇多，不少人认为他只有高小学历，虽然发表了一些作品，算个“名人”，但真要登上高等学府讲台，差距太远。何况此人不擅言词。就连沈从文自己听到这一消息，也大为吃惊。但胡适力排众议，不拘资历，坚持延聘。偏偏沈从文一上讲台，就闹出一个笑话：站在讲台上十多分钟，却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一时传为笑谈。胡适却不管这些，对沈从文一直认真帮助，热情鼓励，使他终于成为学生爱戴的老师。看看胡适对沈从文的延聘，那种不拘资格学历、不以死框框来框死活人的勇气，那种容许青年人一时闹点笑话的雅量，那种对有真才实学的人知人善任的远见卓识，怎能不让人掩卷三叹！
楼上的若真能给沈先生北大本科学历倒是大好事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9-04-10
东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六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胡同南侧与协和胡同相通。
明代，称“堂子胡同”（旧时苏沪方言称妓院为“堂子”）；清代，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将此“堂子胡同”改称“东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文革”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二条”，后复称“东堂子胡同”。
胡同内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现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天咫偶闻》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东堂子胡同，故大学士赛尚阿第也。”院内原有一联：有水有山有竹，宜风宜雨宜晴。赛尚阿，字鹤汀，正蓝旗，阿鲁特氏，是当代国学大师启功的外高祖父。赛尚阿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举人，曾任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被授予过头等侍卫，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1851年），因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连连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没。咸丰四年赛尚阿的宅第被改为铁钱局公社；咸丰十一年，铁钱局公社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顺天府志》载：“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拟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东堂子胡同51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21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西邻。该院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宿舍，购于1952年，原为二进四合院，有起脊瓦房26间，建筑面积为459平方米，院内空地面积为350平方米；现已将房屋全部拆除，成为施工现场。
著名文学家、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在这个院子里住了近三十年。1953年沈从文入住之时，分配的住房是里院靠东头的北房三间：“文革”初期，沈从文被斗，家被抄，住房也被挤占了两间，全家人挤在一间房内；1972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分得小羊宜宾胡同3号东厢房两间，夫妻二人分居两处，相隔大约一公里，年已古稀的沈从文只好以“东家食而西家宿”的方式两头奔走，在小羊宜宾胡同3号就餐，在东堂子胡同51号继续进行“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研究；1980年，沈从文从东堂子胡同51号搬出，搬到了前门东大街3号的一套小三居室楼房内。
沈从文（1902-1988），文学家、文物研究专家，名岳焕、字从文，湖南凤凰人，苗族。
沈从文幼年时，他的滕姓干爹为他起的乳名叫“茂林”；在湘西土著部队当兵时，军法长萧官麟根据“岳焕”二字，引《论语》中“焕乎其有文章”，又为其取表字“崇文”；后沈从文自改“崇文”为“从文”，取弃武从文之意。沈从文著作颇丰，有《沈从文文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等著作行世，创作中影响大的是乡土小说，代表作有《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西散记》，语言清丽隽永，风格自然淡远，富有人情美和风俗美。沈从文用过的笔名也有好几十个，如：休芸芸、则迷、小兵、凤哥、茹、红黑旧人、上官碧等。鲁迅先生称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晚年的沈从文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沈从文生于军人世家，其父沈宗嗣曾是天津大沽提督罗荣光的裨将，其本人高小毕业后便辍学参加了当地的一支部队。按照现在流行的“前学历”和“后学历”的说法，沈从文最高的“前学历”只是“高小毕业”。所以，沈从文一直保持一种质朴、一种粗犷。季羡林先生说：“一次和沈从文吃饭时，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弄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
1923年，二十一岁的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他说：“便开始进到一个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也学不尽的人生了。”来到北京后，沈从文很快陷入困境。既上不了大学，自己的习作也无处发表，而且家乡的资助也中断了。1924年11月初，穷困潦倒中的沈从文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当时的郁达夫也正在苦闷之中，甚至有些消沉。因为在文坛颇有名气的他，却只能在大学教会计学；生性不甘寂寞的他，却要忍受一份没有爱情的婚姻。郁达夫接到沈从文的信，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自己更惨的人。于是，他冒雪去看望这位陌生的年轻人。
富可以诱惑人，穷可以激励人。当郁达夫见到在寒冷的冬季身着单衣在煤棚中仍然做着“文学梦”的沈从文，赶快解下羊毛围脖给沈从文围上，又请沈从文到西单牌楼附近的“四如春”饭馆吃饭，把剩余的三块多钱也都送给了沈从文。之后，郁达夫在报纸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沈从文鸣不平，还把沈从文介绍给《晨报副刊》的主编。一个月后，《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沈从文从此步入文坛，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只几年工夫，沈从文便享誉文坛。
郁达夫在帮助沈从文的同时，自己也重新振作精神，既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又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谁成全了谁》的作者苗恒评论：“没有郁达夫，沈从文可能会客死他乡；少了沈从文，郁达夫可能会沉沦一生。其实他们是在互相成全着彼此。”正可谓：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沈从文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之路，靠的是天赋与勤奋，而使其天赋与勤奋尽情发挥的是他与张兆和忠贞不渝的爱情。五十五年相濡以沫，张兆和搀扶着沈从文跨过一道又一道沟沟坎坎。
比如：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因精神崩溃而自杀，经医院抢救脱险。起因是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刊出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该刊同人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荃麟执笔）以及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三篇文章，对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进行了猛烈批判，说他们“为艺术而艺术”，“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凶文艺”。之后，北大学生也贴出了声讨沈从文的大字报，并转抄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沈从文感到：“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然而，沈从文在张兆和的悉心照料下既没有“毁”，也没有“疯”，顺利完成了文学家到文物专家的转型。沈从文从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32号北大宿舍搬到交道口大头条11号，而且喜欢吃北新桥的“烤白薯”，岂不是有点因祸得福的味道。
再比如：沈从文在“文革”中自是在劫难逃，但他仍然进行着他的学术研究，就是他一个人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之时，还写出了“尺璧非吾宝，寸阴宜所争”的诗句。因为，家庭是他平静的港湾，妻子是他忠诚的知己。他能够毫无顾忌地将心中的委屈和不平向张兆和倾诉：“这次运动……又为了工作，处处爱护范某，到时却被他陷害。写了十二大张纸二百几十条无中生有罪状（当时都能致人死命），无一成立……大知，小知，为人阴险竟一至于此，真是不易令人相信！”
“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何止千万，可又有多少人能够像沈从文一样有一个可以毫无顾忌的倾诉的对象呢？（王之鸿）
参考资料：《沈从文年谱》（吴世勇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燕都丛考》（陈宗藩编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谭伊孝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研究所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谁成全了谁》（作者苗恒 载《辽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