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女神>之时代精神》中，
闻一多以他世界性的眼光对《女神》进行了评价。评价的重点在《女神》所蕴含的精神上，闻一多将其称为“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文章中，闻一多先对二十世纪进行了一番解析。谈到二十世界是个动的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然后他紧接着提出，《女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两个特点。他以
《笔立山头展望》和《土匪颂》为例进行了论证。之后，闻一多又指出，《女神》中富于科学的成分并不奇怪。这些科学词汇恰恰是展现二十世纪时代精神的一个窗口。最后他又指出“科学的发达使交通的器械将全世界人类的相互关系捆得更紧了”与“物质文明的结果便是绝望与消极”两个方面的问题。纵观整篇文章，闻一多从超越了自身所处环境的角度，站在世界甚至是人类发展的角度去品评《女神》。但是，同时，闻一多仍是将重点放在了《
女生》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以及对于中国新青年一代的影响。依他看来，《女神》喊出了中国新时代青年所想而又不敢言的激情和热烈，这种饱含激情的作品开一时代之风气。必将极大地激励新青年去争取自身解放与释放自身能量，去创造、开创一个新的世界。对此，闻一多给予了《女神》高度的评价。
然而，闻一多并没有一味地抬高《女神》，在他的另一篇诗论《<女神>之地方色彩》中，闻一多毫不客气而又客观地指出了《女神》的几点不足。其一就是《女神》如同其他一些诗歌一样过于欧化。他指出，“《女神》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女神》诗中过多的西方文化元素和浓重的西方文化气息让闻一多感到十分不快。由于闻一多也是一位诗人，他的心中有自己关于新诗的标准和定义，即“我总以为新诗径直的‘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显然，在闻一多关于新诗的标准中，中国特色必不可少，以此标准去衡量
郭沫若的《女神》，《女神》自然显得过于欧化，而缺乏自身的中国特色，这也是不可争论的特色。更为宝贵的是，闻一多并没有仅仅指出问题，而是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女神》之所以会有这方面的缺陷原因有二：其一，作者所处的环境——指日本，是欧化的；其二，“《女神》之作者对于
中国文化之隔膜”。针对第二点，闻一多认为郭沫若对中国文化并不认同，“《女神》的作者既这样富于西方的激动的精神，他对于东方的恬静的美当然不大能领略。”甚至于他还提及关于情绪爱国和理智爱国的问题，来论证郭对于中国文化的隔膜。最后，闻一多仍是高瞻远瞩的，他在论述世界文学中，提到了今天我们仍在讲的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他提出，“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那条艺术的金科玉臬“变异中之一律”了。”在当时的年代，具有这样的世界性眼光与前瞻性，不得不令人佩服。
从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两篇诗论可以看出，一方面，《女神》在开创新诗新境界新方向上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开始引领诗坛；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本人以及其所处环境等多方免得因素，《女神》自身也存在着过于欧化，缺乏中国新诗特色等多方面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女神》，而不是一味的将它抬高，而偏离正确认识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