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公有制
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基本模式而建立的。中国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叫“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一大二公”。其实，从运行的后果来看，还得加上“三纯”。[2]所有制结构很明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并存，成为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基本格调
全民所有制最本质的含义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全部财产都是国家投资积累起来的。国家每年都要从国民收入中，通过预算进行财政拨款，或投资建设，或追加款项。由于国民收入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创造的财富，所以这些财产的所有权是全民的。共产党打天上，坐天下，是对私有制的否定，是对掠夺者的剥夺。劳动大众最初剥夺的财产，并不是天生属于地主资本家。他们剥夺来的，只是自己创造的又被剥削者掠夺走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已经被挥霍掉了。那么，从全民所有制财产的最初积累，到后来的不断扩大积累，不管钱是通过什么渠道，通过谁之手投到企业中去，它的产权都是归全民所有。企业的劳动者，是国家的职工。他们是经过一定的手续被录用的（可能是招工，可能是招干，可能是转业军人，可能是毕业分配的学生）。国家职工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集体职工，他们享有许多特别的权利，诸如住公房，公费医疗，病休劳保，子女按排，退休给养。
体所有制。在农村，集体所有制表现为一个个的农业生产队。在这里，全部生产资料都是集体的。土地在最终所有权上仍归国家，但是集体事实上是土地的主人。大型农机具（如拖拉机、大车、水泵等）、牲畜、公用建筑等，统归生产队。全队所有劳动力，是作为一个整体劳动力来使用的。那么，在这里，劳动者只是生产队这架机器上的一个个部件。他虽然是自身劳动力的生理占有者，但却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所有者。这样，公共的生产资料和公共的劳动力相结合，便带有统一的计划性质。今天收小麦，全体男劳力收崐割，全体女劳力运输，老年人看场；明天浇地，青壮劳力护渠，其它劳力下地；如此等等。生产的计划和管理，全凭一个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被称之为“领导班子”集团来决定。这个班子管政治、管思想、管经济、管教育、管宅基地、管计划生育、还要管调整家庭关系。分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按每个人的体力也参考智力评“底分”，再按底分记工，按人头分“口粮”、按实得工分计收入；最后，还得按每家每户的实际困难发补助。困难户、军列属户、以及干部家庭等，均有各种照顾。在一个非常的政治时期，实行这种管理也许行之有效；在一个低消费的社会环境下，采取这种权宜之计也许尚可维系。一当经济的发展为商品大潮所冲击的时候，这种脆弱的外壳自然会分崩离析。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劳动者没有自主权，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反倒滋生着一批寄生虫，一批靠集体养活的新型贵族。
这种集体所有制虽然主要集中在农村，在城市也有一席之地。城市的集体企业主要有街、区办的小型企业、服务行业，有机关、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办的各类诸如服务公司、修配店、商店、旅馆等行业，也有市政当局办的各类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这类经济单位虽然也算集体所有制，但与农村的生产队有所不同。其一，生产资料多属上级主管部门投资、拨款而积累起来的，因而上级主管领导有最终的决定权。其二，劳动者在这里不象农民，他有一定的自主权；他有另谋高就的余地，如招工、参军、换单位；他的上下班有较自由，不象农民那样被捆在了土地上。其三，由此决定了这类经济单位与具有全民企业的某些性质。过去人们常将城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称之为“二全民”。“共产党不许饿死人”。因此，不仅主管部门有责任给它们拨款，而且有责任给它们包亏损；有时候，还得给发工资、奖金。
公”，这是经济体制的质的规定性。它表明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公有制，即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山川河流是公家的，矿藏资源是公家的，土地工厂是公家的，甚至劳动者也是“公家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其实就是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公”，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再看“大”。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它要求大的生产规模，它反对小生产方式。从50年代以来，我们就有意无意的接受了一种教条，叫“大的是美好的”。追求大，成为我们经济建设中的一种基调。苏联有世界上最大的火力发电站，中国有环球第一的拖拉机厂。求大，与其说是追求经济效益，不如说是与资本主义较劲。至于“纯”，那是要提高公有制的纯度。由于有两种所有制的存在，就有一个任务，即提高公有制的水平。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相比，它只是部分人的公有制，而不代表全民的利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集体所有制将不断地转化为全民所有制，从而使一个国家变为一个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体系。这是一个乍看起来十分美好的逻辑。但是几十年后再来看，它和经济生活的固有逻辑却是如此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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