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站在前排是当时的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自左至右分别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开国庆典是神圣的，历史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其中天安门城楼礼照，尤其令人激动。按当时规定，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才能在开国大典上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也就是说，开国大典时有“资格”登天安门城楼的新中国领导人共有63位。
扩展资料
通过查阅文献，并综合当事人回忆，开国大典时登上天安门城楼有600多人（具体不详了），主要是两大类人员：
1、新中国领导人、政协代表和候补代表；
2、警卫服务人员、新闻记者及特邀人员等。
第1类又分为五种人员：
一、党派代表142人。其中：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别为16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102人。其中：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
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各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种情况共计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按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又产生候补代表77人。
五、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其中：
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会员张难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
老解放区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人。
第2类人员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或特殊情况，开国大典时幸运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领导人站在一起。
一是警卫服务人员。他们由于肩负重要的任务，身份比较特殊。如毛泽东警卫员贺清华、赵鹤桐和朱德警卫员管开智等。
二是新闻工作者。他们需要记录重要历史时刻，第一时间向海内外传播新中国成立的信息，因此他们也被允许登上天安门。
当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有三位摄影师：杨振亚（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记者）、陈正青（东北画报社记者）、侯波（中南海摄影科科长），还有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丁一岚、齐越，李普（新华社记者）等。
其中还有从苏联赶来支援的苏联摄制师，当时，中国自己还没有掌握彩色拍摄技术，因此，在刘少奇于1949年6月至8月访苏期间，斯大林主动提出由苏联摄影师帮助拍摄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盛况。这12名摄影师从当天下午一直拍到晚上，从毛泽东讲话、升国旗、阅兵到游行，一共拍了几十本胶片。
可是很不幸，10月2日下半夜，一场意外的火灾恰恰袭击了存放这些胶片的房间，胶片又是易燃物，绝大部分被烧毁，奋力抢救下来的一点胶片，正是那一两分钟极为珍贵的镜头。